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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1月的一天，我和布老师商量着，如何把我装扮成他的妻子混进寺庙。

当时，我们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马杜赖。马杜赖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，是泰米尔的文化重镇。极负盛名的米纳克希神庙坐落在城市的正中央，它是南印度建筑、雕刻、绘画艺术最杰出的体现，也是泰米尔人的婚礼圣地，每逢良辰佳节，常有上百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。

在寺庙外

布老师是泰米尔人。2018年秋天，我被一家中国的创业公司派驻“印度硅谷”班加罗尔，他当时正为公司组建印度团队。不久之后，他还是决定回到政治报道的一线，加入了印度本地的一家新闻网站。我们从朋友变成恋人，在我的要求下，他总是“假公济私”，趁出差采访的机会带着我跑遍了班加罗尔的大街小巷，和很多南印度的遥远村落。

米纳克希神庙只允许印度教徒入内朝拜，外国人只能参观外围的建筑。当天，我穿着一套印度传统的棉质印花长衫和裤子，脸被晒得黢黑油亮，摘下游客特征比较明显的帽子，在眉间点上一颗红色的吉祥痣，一眼看上去确实很像北印度人。

“你别说话，我来告诉他们就好。”布老师说。这也是印度人默认的陌生人社交惯例。有好几次，我们遇上有当地人想找我拍照，他们都会选择饶过我而直接问他，有时还是用英语。

我们寄存了包和鞋子，在过安检时，安检员正如我们所料，直接忽视了我，问身后的布老师“她是谁”。听到答案后，安检员又看了我一眼，扬扬下巴示意我们可以走了。刚转身，他又突然叫住我们，说，“去给她买条披肩。”在寺庙对面的商店，我在花花绿绿中选择了一条嫩绿色的缎子，把它随意绕了几圈挡住胸部。安检员满意地晃了晃脑袋。

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假扮夫妻了。去参观仅印度教徒可进的寺庙时，或者是出差去小城镇找住处，为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我们心照不宣地以夫妻关系示人，越来越得心应手。

常驻印度的中国人圈子很小。因工作关系接触到的中国人，总会问我一个问题，“你是不是（准备）嫁到这边了？”我不太喜欢这个问题，它预设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，除了婚姻之外，没有其他在他乡建立生活的理由，尤其是在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没有考虑过结婚这件事。对我来说，婚姻并不是一段亲密关系的唯一终点，而布老师则觉得，结婚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大事，来日方长。

直到新冠病毒的出现让整个世界陷入停滞，中印之间几乎“断联”，我们被无期限分隔两地的潜在威胁一下子砸中，才被迫开始考虑这个问题：要不要结婚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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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的夏天，印度刚从严格的全国封锁中逐渐解封，我们的生活也开始慢慢解冻。封锁的三个月里，我和布老师除了每周外出买菜和偶尔出门采访之外，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小区。我们两个人一只猫，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一起，在公寓里错过了班加罗尔的所有春光。

我年初时辞了职，公司租的大公寓也快到期了。我和布老师打算重新找房子，唯一的担忧是房子里的物件太多，可能要花点心思才能塞进一居室。住在一起的一年多，我们的“家”也像调皮的小公猫美丽一样，慢慢长大了。

小公猫美丽

然而，在遥远的喜马拉雅边境，中国和印度的驻军之间的对峙逐渐升级，以致于发生了过去几十年间最严重的流血冲突。

起初，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到底有多严重。直到十多天后的一天晚上，手机里跳出了一条消息：印度政府决定封禁58款来自中国的手机应用，其中包括TikTok和微信。我和布老师在多个网站上找信源，过了好几分钟才震惊地承认，这居然是真的。

在那之前的两年多里，我几乎都活在一个“中印合作”的巨大泡沫里。因为工作关系，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中国市场的经验、中印合作的可能，中国科技公司的扩张和资本的全球流动，为中印之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互动场域，一个存在共赢潜力的生态系统。虽然印度方面一直有互联网监管趋紧的信号，但这样一击致命的点杀，显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。

这也意味着，即使新冠疫情过去了，中印关系也会处于“冰封”状态，我们很可能要无限期分隔两地。大概在那之后，我才冒出了这个想法，“不然，我们结婚吧？”

作为人口体量相当的东方古国，印度和中国在社会文化方面有着出人意料的相似性。两个国家都不承认未婚伴侣，只有拥有合法的婚姻证件才可以申请配偶签证。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，中印之间的人员流动也并不容易。

过去几年里，为便利两国经贸往来和吸引中国游客，印度逐渐放宽了对华签证政策。但在新冠疫情发生后，它是最早与中国断航的国家之一，并且宣布取消所有中国护照持有者的签证。当时，还有数千中国游客和商务人士因断航而滞留在印度，微信群里也一直流传着，续签被拒绝或直接被要求立即出境的案例。我的签证也很快就要到期了。

签证始终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。虽然当时，我们还不知道这种“断联”会持续多久，只是想着如果有一张结婚证，说不定可以在印度待久一点，以后办签证会方便一些。然而，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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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作为宪法意义上的世俗国家，却没有一部统一的民法典。

虽然，印度的开国总理尼赫鲁很重视统一民法典，但现代私法中对婚姻和财产的规定，与传统的宗教法规相去甚远，民法改革的尝试遭到了各宗教代表的强烈反对。例如，印度教反对离婚，也反对女儿和儿子享有平等继承权，一夫一妻制则与伊斯兰教法相悖。尼赫鲁最终并没有触碰穆斯林“属人法”这块烫手山芋，仅推动了印度教民法典，回避了统一民法典的问题。

这就意味着，在印度登记结婚，依据是各宗教的“属人法”，如1937年的《穆斯林个人法（伊斯兰教法）应用法》和1955年的《印度教婚姻法》。印度教婚姻法也适用于耆那教徒、锡克教徒或佛教徒，但前提夫妻双方均属于同一宗教。夫妻双方在举行宗教结婚仪式后，当日即可登记并颁发结婚证。

而所有跨宗教的婚姻登记，以及像我们这样跨国婚姻，均归属于1954年的《特别婚姻法》管辖。这部《特别婚姻法》，我早有所耳闻，听过的基本上全是坏消息。

《特别婚姻法》属于民事登记婚姻，不需要举行任何宗教仪式，本应是为跨宗教的婚姻登记提供便利，但具体操作起来却非常艰难和复杂。原因则在于，跨宗教的婚姻仍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不该鼓励、甚至不可接受的，且在混乱而腐败的行政体系中，基层官员又拥有“一票否决”的权力。

我们的朋友尼基塔和阿维纳什就是一对跨宗教夫妻。阿维出身北部比哈尔邦的印度教家庭，尼基的父母则是来自南部喀拉拉邦的基督教徒。

他们在大学时认识，做了很多年的好朋友，经过了数年与父母漫长的拉锯战，他们在2015年结婚了。他们一共结了三次婚：一场教堂婚礼、一次印度教仪式、还有一次民事登记。本来，他们也应该走《特别婚姻法》的复杂流程，但按照基督教婚姻法的规定，只要夫妻双方有一人为基督徒即可适用，于是他们选择了更简单的后者，由布老师和尼基的表哥作为见证人。

即使他们找了熟悉流程的律师，他们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，“你们父母知道吗？”早在1978年的婚姻法修正案中，印度就废止了需要新娘的监护人同意的规定，但直到现在，若双方父母不在场，很多登记官仍然会以“怀疑私奔”为理由拒绝颁发结婚证。

他们不得已给父母打了电话。然而，登记官还是拒绝发给他们结婚证，坚持要等到他们举行教堂婚礼之后。“他不请自来，我们婚礼结束后才拿到了结婚证。”尼基告诉我。

这仍然比《特别婚姻法》要容易得多。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，《特别婚姻法》中规定了三十天的通知期限，夫妻双方在提交结婚申请后，该信息将在婚姻登记处公示三十天，若期间无人反对，此后才可以进行登记。

由于公示期的存在，地方的登记机构衍生出了各种非法的行为：将结婚通知送达夫妻双方的家庭，派警察上门调查父母是否知情同意，甚至将结婚通知发布在当地报纸上。很多想要悄悄登记结婚的跨宗教夫妻，因此而受到父母的阻挠，甚至遭遇“荣誉谋杀”。近年来，公示信息业经常被极端宗教势力利用，上门警告、攻击想要结婚的跨宗教夫妻。

印度女性抗议跨宗教婚姻限制

即使父母并不反对，在跨宗教的案例中，双方家庭往往会面临繁琐的调查和质问。在很多时候，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往往会被迫皈依另一方的宗教，才能成功拿到一张结婚证。《特殊婚姻法》本该推动社会变革，实际上却持续维护着传统的宗教和等级秩序。

尤其是三十天公示期的规定，已经成为了社会和家庭扼杀跨宗教恋爱的工具。虽然多次在法庭上受到挑战，但具体的权力掌握在基层登记官手里，民间普遍的认知和做法一时之间难以撼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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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料到不太乐观，我和布老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准备登记。首先要解决的，就是在哪里登记的问题。

按照规定，印度人与外国人登记结婚，需要在印度一方居住地址所属的婚姻登记办公室进行登记，这就牵扯到了“地址证明”。我本来以为，印度没有户籍制度，自由流动应该更容易，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如此，因为基本的教育、医疗并不与身份证件的地址挂钩。但到了涉及行政登记的事项，地址证明还是必不可少，比如选民卡、护照、经公证的租房合同、存折等显示地址的文件。

布老师的父母搬回村里后，他在班加罗尔就没有了固定住址，他搬了很多次家，但登记地址还停在他们家的最后一个房子，目前二姐还住在那里，和小姨一家是邻居。因为暂时不想登记这件事惊动全家人，我们首先要更改他的地址，最具有操作性的就是换护照。

虽然在班加罗尔多姆罗辖区住了快两年，但因为房子是公司租的，合同上并没有我们的名字，换护照的话需要提供其他的地址证明。护照办公室给的建议是，可以用驾照、选民卡或者这个地址的存折来证明。我们想着银行办事应该相对高效，就到了家附近的银行。没想到，等待我们的居然是同样的答案。

“需要选民卡、护照或者驾照来证明你的居住地址。”银行的工作人员说。不用想了，去换驾照和选民卡也需要其他的政府文件来证明，我们就这样卡在了这个死循环里，总得找一环来突破。工作人员看我们迟迟不走，布老师又解释说，换存折就是为了换护照，她才又蹦出一句，“那液化气账单或者电话账单地址也可以。”

在印度，政府以补贴价出售的液化气是实名制的，所以液化气账单也可以作为地址证明。但我们的煤气也是公司买的，只能去改电话账单地址。

班加罗尔的交通

“需要选民卡、护照、驾照或者存折地址。”在家附近电信运营商沃达丰的营业点，我们再次听到了这句话。一早上跑了三个地方，布老师火了，冲着那个穿着黑色Polo衫的年轻男生大声质问，到底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？那个男生一脸无奈，神秘地压低声音，用卡纳达语跟布老师低语了几句，布老师点了点头，就招呼我走出了门。

回到家我才知道，他给出的妙招居然是，“先生，你自己去把我们的账单地址PS修改一下，打印出来就可以了。以前也有客人这样干过。”我很想拍手叫绝。这样连环套的死结居然最终以这样出人意料的方式破解，也许是只有在印度才会发生的事吧。

在班加罗尔这样的大都市，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，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到一年就得搬一次家，但政府的行政系统的运转却还像停留在上个世纪，把不少人困在这样的文件连环套里。这位善良的沃达丰小哥，想必也一定对这样的痛苦感同身受。

改好账单后，第二天我们把它拿到了银行，三天后拿到了新的存折。又等了十来天，有警察上门来为护照确认地址，他磨磨唧唧地问了半天，在临走前暗示“给点什么”，布老师搬出了媒体记者的身份，他便笑嘻嘻地离开了。几天后，我们终于拿到了写着新地址的护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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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我们的小区走路十分钟，就有一个婚姻登记办公室。拿到护照后，我们就准备先去登记处咨询所需要的文件和程序。外国人的婚姻登记具体需要哪些文件，有哪些具体要求，并没有统一的细则规定，因此各地登记处的要求都可能不一样，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登记官本人的自由裁量。

我提前向在印度登记结婚的中国人咨询，得到的答案含混不清又五花八门，唯一确定的只有一句话，“你只有去了你家附近的那个登记办公室才会知道。”

登记办公室的全称是“卡纳塔克邦政府分登记官办公室与婚姻办公室，英迪拉纳加尔”，也就是说，它除了负责婚姻登记外，也负责土地流转、房产买卖、财产抵押等，几乎涵盖所有的民事财产和人身关系的登记。整个英迪拉纳加尔区的二十多万居民，都属于它的管辖范围。

办公室在一栋鹅黄色的二层小楼里，外墙上的漆已经掉色了，斑斑勃勃。入口处有一张桌子，上面摆放着几沓花花绿绿的登记表。“办什么事？”桌子后有个人问我们。得到回答后，他撕下了一张淡绿色的婚姻登记申请表给我们，并说，“100卢比。”他又问了布老师几句话，布老师摇了摇头。

我觉得奇怪，桌子上并没有任何明显标识，那个人也没有穿制服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“他相当于政府办公室的‘中介’，并不是政府工作人员，但有些地方办事一定得通过他们，不然你就不知道得等到何时。”布老师告诉我，“他刚才就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。”他还说，申请表也本应该是在办公室里免费领的，但工作人员和中介合谋，共享所收取的“服务费”。

登记办公室外的“疏通者”

虽然对印度行政系统的腐败早有耳闻，但我还是很诧异，腐败居然以如此“正大光明”的方式存在。印度的政治学者拉姆·雷迪和哈戈帕尔将这些人称为“疏通者”，他们对印度农村的研究认为，因为行政系统的复杂笨重，普通人难以获得政府服务，而这些“疏通者”则弥合了行政系统和普通人之间的缝隙，成为了行政官员和大众都默认的存在，他们“兜售”信息和服务，收取一定的费用并与官员共享。

而在城市里，它则变成了一个“尊享服务”。“你要么花钱找中介，省时省心，要么就被不同的部门踢皮球，自己奔走个十天半个月。”布老师说。

走进院子，里面站着不少穿着衬衫的男性，向我们打招呼。二层的小楼里有大大小小二十多间房，我们在五花八门的招牌中努力辨认了好久，才找到登记办公室的入口。它藏在一口最深处的角落里，周围被其他各种各样的小门脸包围，有打印店、照相馆，还有的写着“咨询”或“代理”。那些身着衬衫的人，便是这些店的店主。他们也同样是“疏通者”。

我们径直走向了办公室。门口围了一圈人，门框两边拉起了一根摇摇欲坠的塑料绳，保安示意我们等。每隔几分钟就随意点两三个人进去，大概过了半小时，终于轮到了我们。

进了门，其他几个档口都熙熙攘攘，婚姻登记处则没什么人。我们走了进去，房顶的吊扇不情愿地缓慢转动，昏黄的阳光下灰尘在翩翩起舞，几张桌子上都堆满了高耸的文件，很难看清是不是有人坐在背后。目之所及，办公室里有四五个人，有人在说话，有人看着电脑，没人看我们一眼。布老师上前询问，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不情愿的回过头来瞟了我们一眼，让我们等。过了十几分钟，他才问我们要干嘛。听到我们要登记结婚，他冲我扬了扬下巴，布老师说，“她是中国人。”

“中国人。”他重复了一遍，这时，办公室里其他人也朝我们看过来。他问布老师要证件，接到护照后他盯着看了一会，说，“这个地址不归我们这儿管。”

“那归哪里管？”布老师问他。他又让我们在一边等。

又过了大概十几分钟，他搬出了一部厚厚的、沾满了灰尘的登记册，指着其中一页说，“在怀特菲尔德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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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特菲尔德是班加罗尔东边的新区，英殖民地时期有大量的英印混血人住在那里，后来班加罗尔政府将它发展成了科技高新区，很多世界级的大公司都坐落该区。它和我们的小区之间，由自西向东横穿半个班加罗尔城区的老机场路相连。至于我们的小区地址为什么会属于十多公里外的怀特菲尔德区管，我们无从得知。

走出登记办公室，布老师垂头丧气的。他说，“怀特菲尔德全是大公司和高级公寓，去那边的登记办公室办事只会更困难，不花钱肯定搞不定。”更何况，一想到不知道要在班加罗尔拥挤的老机场路跑多少个来回，我们更沮丧了。

在朋友的建议之下，我们决定找律师帮忙。其实在登记办公室附近，也有不少中介以律师身份出现，提供“疏通”服务。我和布老师商量后，决定在正规律所找个熟悉移民事务的律师，帮我们处理一些程序和文件上的问题。

咨询过律师后的第二周，我们收到了他的答复邮件，我作为外国人一方，需要提供的文件有：护照，签证，出生证明，在中国和印度的地址证明，单身证明，以及来自中国大使馆的无异议信。

除了护照和签证，其他的材料都不简单。我们的气泄了一半。

我试探性地打听了一下，办理出生证明公证需要父母的结婚证；单身证明可以办，但民政局的人说只有父母去办才可以，就算我写委托书，也不能由其他人代办。“他们说，上次有对小年轻自己偷偷跑去登记，后来父母找到民政局大闹了一场。”朋友告诉我。我又想到了印度《特别婚姻法》的三十天公示期。

地址证明的难度不用说，我们已经走过一遭。无论如何，这三种文件只能说很不容易，但仍然有可能。大使馆的无异议信，则是那最后一根稻草。

“使馆不提供此类文件。”在我尝试咨询使馆好几天后，终于收到了答复。确实，地址证明和无异议信是印度行政系统中特有的，中国使馆办理的公证和认证中并不包含这些。我们又回去问律师，他还是强调说缺一不可。我们另外一半的气也泄了。

既然此路不通，我们只好放弃了。相对而言，在中国登记结婚要简单得多，只需要提供外籍配偶的单身证明，我们打算提前准备，等能回国时再去登记。当时印度的新冠疫情明显好转，根据国内的规定，单身证明在办理后六个月都算有效。

我认识的中印夫妻大多是在国内登记，但我咨询怎么办单身证明时，又再次得到了五花八门的答案。有的是找律师公证然后政府部门盖章，有的是找登记办公室，还有人找的村委会也可以，但相同的是，至少要经过三四道程序、几个月时间才可以。

布老师找朋友打听了一下，跑了好几趟原常住地址所在的登记办公室，回来跟我说，登记官告诉他从未办理过此类文件，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卡纳塔克邦议会大楼的甘地像

折腾了大半年，我们还是一无所获。我生气又委屈，甚至有点萌生退意。回想起我们之前换护照和在登记办公室的经历，再看着布老师挖空心思寻找解决办法，却被一直被层层推诿，深深怀疑起我们所经受的这些愤怒和委屈，到底为什么？真的有意义吗？

但布老师不想放弃，他妥协了，决定找人“疏通”。布老师的一个儿时伙伴和登记官相熟，在他介绍后，登记官才勉强同意“破例”办理，他派人到布老师的姐姐家里调查，那天他妈妈也在。“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有结婚？”对方一直不停追问着这样的问题，苏甘蒂阿姨不想回答，躲进了厨房。布老师告诉我，“我妈妈觉得很难过，觉得这是对她作为父母的一种羞辱。”

问完问题，调查员还是迟迟不走，不停暗示“给点好处”，最后磨蹭了半个多小时才离开。又过了大半个月，单身证明总算是办好了。

但那时，我的签证到期了。我回国后，德尔塔变种席卷印度，引发了海啸般的新冠感染高峰。眼看通关遥遥无期，布老师的单身证明也过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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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年之后，我们决定在斯里兰卡见面。我们之前考虑过很多个在第三国登记的选择，但当时，东南亚国家基本上都还没有对印度旅客开放。

作为一个小岛国，旅游业对斯里兰卡至关重要，占了它国内生产总值的12%左右，从2020年下半年起，斯里兰卡就逐渐打开国门欢迎旅客。印度也是斯里兰卡国际游客的最大来源地，从科伦坡到印度南部的主要城市，都只需一个小时左右。

和一些蜜月目的地一样，斯里兰卡的法律也允许外国游客登记结婚。这次，我想办法办到了未婚证明公证，我们打算到科伦坡试试看。

被困于中印两国的未婚情侣，只能选择在尼泊尔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地方见面。听说我到了斯里兰卡，一个在微信群里认识的姑娘找我打听，她也在计划过来。“其实我感觉，这样无限期的异地恋，努力见面也就是为了确定，对方是不是和自己一样坚定。”我跟她说，也是说给自己听。分隔两地半年后，我对于结婚这件事好像又明确了一点。

我在科伦坡的郊区纳瓦拉租了一间房子。房东是爱彼迎上广受好评的“超赞房东”，我们到的时候，科伦坡因为新冠病例的激增还在宵禁中，我是他几个月来的第一个房客。他的家在一条幽静的小路尽头，一共有三层，一楼有两间客房用来出租，他们一家人住在楼上。后院是房东精心打理的小花园，长着两颗高高的椰子树，一排竹子，还有几颗果树，旁边有一个小湖。一到清晨，总有几只漂亮的热带的鸟儿到访，粉色的睡莲在湖面绽放，轻盈的水鸟在荷叶上垫着脚奔跑。

房东家的小花园

房东阿努拉达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和善中年人，他在斯里兰卡的国营电视台工作，妻子希玛莉在一所阿育吠陀学院做老师，还在家里开了一间阿育吠陀小诊所。阿育吠陀是一种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医学，在整个南亚地区都很有影响力。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读中学，希玛莉的父母也一起住在楼上。

巧的是，希玛莉的父亲有很多中国朋友，他们一家人去过好几次中国，希玛莉还在印度的瓦拉纳西留过学，一见面，我们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

住了两三个月，我和房东一家已经很熟悉了。一天在花园聊天时，我跟阿努拉达说了我们想在斯里兰卡登记结婚的打算，问他能不能改天陪我去趟婚姻登记处，咨询一下。他欣然答应了。

但过了几天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去，希玛莉的妈妈去世了。葬礼结束之后，阿努拉达又回到了花园忙活，我和他打了声招呼，没想到，他给我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。“我们那天去为我的岳母办理死亡登记，发现登记官是我妻子同事的丈夫。”他告诉我，对方说可以为我们办理结婚登记，只要我们都在斯里兰卡待十天以上就可以。

圣诞假期，布老师又从班加罗尔飞到了科伦坡。阿努拉达和登记官提前约了时间，1月5号一大早过去。他那天还有另外一个婚礼仪式要参加，答应帮我们提前办理。

那天早上，我挑了一件白色的裙子，布老师穿了一件蓝色的亚麻衬衫，带上前一天在超市买的一捧花，就出发了。阿努拉达开车带我们去登记处，他和希玛莉将作为我们的证婚人。十多分钟后，车停在了一条熙熙攘攘的小街上，在一个蔬菜摊和一个文具店之间的小门上，挂着一个小小的牌子，上面写着“拉吉加里亚区登记办公室”。在斯里兰卡，出生、死亡、结婚等民事登记也由同一个部门管理，每个片区的登记官，都把办公室设置在自己的家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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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小门进去，穿过狭长昏暗的过道，登记官的办公室就藏在满院子花花草草的深处，门上挂了一幅小小的斯里兰卡国旗。

登记官穿着蓝色的衬衫，看上去五六十岁的样子，他对我们点了点头，表情都藏在了口罩和厚厚的镜片背后。办公室不大，一张沙发、几把椅子和一张办公桌摆的满满当当，我们四个人进去后显得局促。我和布老师坐在了一旁的沙发上，阿努拉达和希玛莉则坐在了登记官对面，和他用僧伽罗语聊了起来。

我和布老师这才明白，原来登记官不说英语。他什么都没对我们说，直接拿出一本厚厚的登记册，每一份一式三联，表格是僧伽罗和英文双语。我们把护照递给登记官，他甚至没看其他的文件，就开始填起了表格，间或通过希玛莉向我们确认一些信息。

“父亲姓名？”他问道。斯里兰卡和很多英国前殖民地一样，很多文件上都需要写上父亲的信息。在印度时，我和尼基曾经对此颇为不满，她在银行申请贷款时，资料上一定要填写父亲的姓名，在得知她已婚后，对方又要求她写上丈夫的名字。“我都三十多岁了，这个国家还是不把我当做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！”她对我抱怨道。我在印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，但都是无关紧要的场合，我总是把它空着，作为一种无声的抗议。

而此刻，我有些犹豫。斗争了几秒钟后，我还是给出了答案。没想到，我们双方的家庭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了我们的结婚登记现场。

在婚姻登记表上签字

登记官填完了表格后，叫我和布老师过去签字。登记表是他用僧伽罗语手写的，我们俩一个字也看不懂，只在签名处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阿努拉达和希玛莉也作为见证人签了字。我们俩站在登记官的对面，进行最后一个宣示的环节。希玛莉站在中间向我们翻译，“从此刻起，你们已依据斯里兰卡的婚姻法结为夫妻。”而后一句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，“之后如果对婚姻有任何异议，只能通过法庭解决。

登记官将登记表其中的一联递给我，这就是我们的结婚证了。剩下的一联保存在他那里，一联送去地区秘书处存档。就这样，我们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一家人。我们在印度费尽心思都徒劳无果的事，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半个小时就完成了。

我看着手里那张略微发黄、用两种颜色的笔、三种文字填写的表格，不可思议又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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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们在科伦坡办完了结婚证的翻译和外交部认证，又把它送去了中国和印度使馆做领事认证。只有完成了这一步，我们的婚姻关系才会在中国和印度两国得到认可。经过十来天的等待，我们拿到了中国大使馆的认证，但印度那边交上去之后却一直没有回音。

在打了无数个电话之后，我们终于联系到了负责认证的领事本人。他提出让布老师去使馆见他。不出所料，他事无巨细地询问了我们为什么要来斯里兰卡结婚，我们如何相识，以后又有什么打算，随后表示，他会“帮我们”把事情办妥。

我听了之后觉得讽刺。“这明明是合理合法的事情，有什么好‘帮’的？”我生气地脱口而出，如果不是他之前一直拖着我们，而是按照公开的流程和时限办理，我们早就拿到认证了。但我们每次打电话询问，听到的都只有他助理的那一句，“你的妻子是中国人，我们要好好审查。”等到见面时，他又好像对我们的经历很感兴趣，其实我们完全没有义务回答这些问题，领事需要认证的并不是结婚证的内容和婚姻的合法性，仅仅是斯里兰卡外交部官员的那个签名而已。

在我看来，他和我们在印度遇到的登记官也没什么不一样，我们所经受过的挫折和绝望一点也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国籍身份，在于“你妻子是中国人”这个简单事实。

但奇怪的是，好像在这一年多的波折中，我们真的越来越像一家人了。我们用尽了全力在风浪中握紧彼此，在沮丧中互相安慰，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。不知不觉，那些来自其他人的恶意揣测和阻挠，在我看来都像是一个笑话，我不再感觉有向任何人“自证清白”的需要。

等印度使馆通知我们去拿认证件的时候，布老师已经回到了班加罗尔，于是我去了领事的办公室。在交给我文件之前，他又问了我一个问题，“你觉得，你们的婚姻能长久吗？”

我没有立即回答。“我的意思是，当然希望如此，但现在……”他的话就停在了这里。

“我也是这么希望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来斯里兰卡登记结婚，你说对吧？”我对他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