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开始，印度的媒体记者感染新冠的消息开始受到关注。

先是孟买有53名记者检测出新冠阳性，接着班加罗尔东边的海港城市金奈也有27名记者确诊。这两个城市的确诊人数居印度前列，孟买目前确诊六千多例，金奈则有772例。

报道一出，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政府就放出消息，为记者开放绿色通道进行检测。

4月20日，布老师去了班加罗尔的Padarayanapura采访，这是一个穆斯林聚居区。10天前，该区域出现了5例确诊病例，警察随后封锁了它，并筛选除59名密切接触者，4月19日这天，本该将他们带去集中隔离。

但警察遭到了部分接触者家人和邻居的抵抗，大约有五六十人聚在一起，要求在现场对他们进行检测，拒绝警察把他们带去隔离。事发时已是深夜，还有人手持棍棒破坏了隔离设施。警察最终逮捕了121人，将他们分别送到了隔离点和监狱。

（封锁区外的警察）

第二天布老师到访时，整个Padarayanapura已经被警察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，大概有800名警察在该区域执勤。

类似的情况在印度其他地方也发生过。原因都类似，一个是印度部分地区的隔离设施条件比较差，民众心有疑虑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前期政府将疫情扩散的原因指向穆斯林集会，引发了一些民间对穆斯林的抵制和攻击的现象，穆斯林群体很不安，担心政府将自己带去隔离是有所针对。一位Padarayanapura的居民就说，他没有任何症状，也没有和确诊病例接触，但警察非要带他走。

（整个区域已经完全被封死）

另外，警察封锁该区域后，应该为所有居民提供口粮等必需品，但有些人迟迟没能领到。警察深夜突袭，让本来就很紧张的气氛一触即发。

也许是聚集加速了疫情扩散，几天后，该区域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三十例。

（隔离区的双语告示：我们要食物）

采访回来后，布老师就有点担心。他告诉我，有当地的议员接受采访，记者在他对面围了一圈，尤其是电视台的记者还要抢占位置，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。“毫无社交距离可言。”他跟我说，记者们都像他一样只戴了口罩，顶多再用消毒液洗洗手。

好巧不巧，采访回来的第三天，他觉得嗓子不太舒服。第二天，他开始觉得嗓子痛，说自己吞咽有些困难。但量了几次体温，都没有超过37度。我觉得他疑神疑鬼，多半是芒果吃多了上火，但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“上火”这个概念。

周五那天，他又开始拉肚子，说可能他是非典型症状，决定去检测。

布老师是印度的持证记者，可以走绿色通道，我作为中国人，可能多少还是有些麻烦。我就想着，让他先检测，万一他是阳性，我作为密切接触者去检测也顺理成章。

打热线电话问清楚流程后，周六一早，我们去了附近一家新冠诊所。

这里本来是一家社区医疗中心，新冠时期被指定为前线的分流点，所有有过海外旅行史、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、或者出现了新冠症状的人，除非是被政府统一隔离和检测，都要先来这里报到，由医生进行基础诊断后分流。

它是一栋二层的小楼，服务的范围是附近的三五千人。我没有跟他进去，在门口转悠了一会儿。

（诊所院子里休息的保洁）

布老师告诉我，里面只有三四个人，有一个小孩子发烧了，还有一个糖尿病病人来领药。在印度的公立机构，所有的治疗和药品都是免费的。

他进去之后，要先在登记台填表，他坐了桌子对面，凳子离得有点远，他就挪近了一点，结果医生让他又挪回去，“要保持社交距离”。这位医生询问了他的基本信息和症状，然后他被就进了办公室。

办公室的里坐的是一位男医生。在得知布老师没有明确的接触史、也没有发烧之后，医生建议他先回家，吃点喉咙发炎的对症药再观察三天，如果出现了其他症状再去检测。医生也推测，他的症状可能与吃了太多芒果有关系。

他免费拿了三种药，我们就回家了。

我劝他先吃药，看看明天症状会不会消失，先不要去医院，反倒增加了暴露风险。但他思前想后，还是放不下心来，他主要的担忧是去过高风险区采访，还是想尽早检测。

下午三点，我们又去了附近的一家公立医院，它被指定为媒体和警察的检测点。一般来说，患者如果症状严重了，需要再回到诊所，由诊所的医生决定后，诊所会直接派救护车送到医院检测。但因为布老师走的是记者绿色通道，也可以直接去医院。

这家医院属于印度三级公立医疗中的第二级——初级保健中心（Primary health care），覆盖的人群在五万人左右。

和南部大城市的情况类似，班加罗尔的公立医院条件都还不错，设施情况类似国内县城的二甲医院，看上去也比较干净。我们在门口看到，大概有十来个记者已经检测结束，很多人都背着摄像机，应该都是电视台的记者。

（偶遇的同行）

医院的正门用警戒线封起来了，所有的人都只能从右侧的小道进入。在入口处，医院还设置了洗手池。

入口的尽头是一个登记台，有两位全副武装的护士登记基本信息。登记之后，布老师被要求用消毒液洗手，此后的每一个环节，洗手都是必备程序。第二步是详细信息的录入，工作人员查验了他的记者身份、询问了症状和接触史，给了他一张电子表格，整个过程大概五分钟。

拿了表格之后，他就进入到医院里面了。先在等待区等了十分钟，同时还有等待的有其他七个记者。轮到他之后，他去领到了检测包，里面装着取样管，以及贴着他名字标签的小瓶子。

取样的房间有两个医生，但一次只进一个人，另一位医生在一旁封存样品。他告诉我，医生戳了他的喉咙好几次，他没忍住咳嗽了两声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
取样结束后，他被告知可以回家了，并不需要在医院隔离等待结果。后来我们得知，因为记者和警察都是群体普检，无症状者都无需隔离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已经暴露了一周，要感染也早就感染到了，他这么焦虑，我倒是可以提供一点心理上的支持。

也许是因为我早在二月就一直在关注国内疫情，到了印度疫情爆发时，我好像已经恢复了理性，心理上倒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，至少对自己没有太大恐惧。我们都年轻也健康，又做了最大限度的防护，感染的几率本来就不高，万一真得了，应该也顶多就是被病痛折磨一下，不会有太大危险。

（他的类别属于媒体绿色通道）

我一直用这一套理论来安慰他，但在等待结果的两天里，他还是非常焦虑，几乎坐立不安。时不时突然冒出一句，“我觉得我肯定得了。”

等到周一下午，他还没有收到通知，基本上就没问题了。当时医院跟他说，“如果是阳性我们就会通知你，阴性的话就没消息。”他之前就一直在幻想，医生和警察直接来小区里，抓他去隔离。那天晚上，又有一位印度记者在推特上说，周六取样的记者全部检测为阴性。还有媒体报道，参与检测的一千多名记者中，只有一位是阳性。

但他还是不放心，又给医生打了电话咨询，最后确认确实是阴性。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他嗓子疼和拉肚子症状也消失了。毕竟家里的芒果已经被他全部吃完了。

后记：

昨天早上，布老师的姐姐突然打电话过来，说自己发烧三天了不见好。布老师带她去检测，医院在得知她没有接触史、除了发烧也没有其他症状之后，建议她去私立医院，先排除一下其他可能疾病，比如登革热、疟疾等。晚上，检测结果出来了，她得的是登革热。

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布老师颇有不满，说因为他是记者才可以享受特权，普通人即使有类似症状，也没法及时得到检测，这不仅加重了患者的负担，也增加了潜在风险。

但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印度的检测范围虽然还是不够大，但是与它的现实条件和所处的疫情阶段有关系的。如果媒体一味强调，相比日韩、美国、意大利等国家，印度的检测量只有几分之一，不考虑印度的人口量级和经济发展水平，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这种比较是不切实际的，印度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像上述国家那样的检测量，主要的限制目前还在实验室。

从另一角度看，印度的检测量也没有低到导致疫情被严重低估的程度。最明显的指标就是阳性率。目前印度的累计检测量超过了77万，每百万人检测数量接近600，相比同等的发展中国家，这个数字并不低。

同时，在50万检测量的基准线上，它的确诊病例为2万例，阳性率远远低于意大利的10万、英国的12万、以及美国和土耳其的8万例。

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，疫情扩散的程度确实还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。与此同时，疑似患者也还没有扎堆医院。

但印度检测量低，也让它处在一个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面临的困境——复工非常难。一个多月的封锁之后，印度的经济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，持续封锁是它不能承受的。下一步要逐步解封，就需要至少使用抗体检测来排除风险。

但印度最近还在抗体检测试剂上和中国打口水仗，甚至牵出了内部腐败，真是要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