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城的第44天，还有农民工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5月4日，是印度第三轮封锁的开始，政府放松了部分地区的管制，也承诺送被困的农民工回家。各邦政府承诺，在与目的地政府达成协议之后，将为外地的农民工开设“劳工专列”（“Shramik Special”），送他们返乡。此前，各邦已经为邦内和短途农民工开设了大巴专列。

但第二天，卡纳塔克邦政府突然叫停了火车专列。主要的建筑公司联合找到政府，要求政府暂缓计划，说服农民工返工。成千上网的农民工聚集在火车站，没等到火车，却等来了这个噩耗。

（班加罗尔出城的路上）

愤怒和失望之中，他们又陆续踏上了徒步回家的路。

5月7日，我们骑着摩托车驶向出城的方向，想找走在高速上的农民工聊聊。走出班加罗尔城区、上高速后不久，我们先遇到了维卡斯（Vikas Kumar Yadav）。

出城之后，布老师让我注意看，有背着包、成群结队走的人，多半就是走路回家的移民。但我们遇到维卡斯的时候，他形单影只地一个人走着，但不难辨认：他穿着一件黄色蓝领的饮料品牌Polo衫，额前的一绺刘海染成了黄色，背着一个双肩包，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，袋子没有提手，他把边卷了几圈捏在手里。

他是印度农民工的典型缩影：今年19岁，来自北部北方邦的阿拉哈巴德（Allahabad），在班加罗尔的一家路边小餐馆做清洁工。

“我大概要走一个月吧，”维卡斯对我们说，班加罗尔到阿拉哈巴德的距离大概1700公里，他打算在路上看能不能找到卡车司机带一脚。他说话的语气带着一丝无所谓，好像走路回家这件事不值一提。布老师说，他们早就习惯了睡在车站、寺庙之类的地方。

维卡斯有个老乡也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比他领先了两三公里，布老师让我在路边等着，他先载着维卡斯赶上了朋友。但他们拒绝了我们给的香蕉，“我有钱，足够我走回家。”维卡斯说。

再往前走，我们遇到了曼吉·拉尔（Mangi Lal），他和一位同乡结伴而行，早上从班加罗尔出发，已经走了四五十公里。他们的家乡在拉贾斯坦邦的乌代布尔，1700公里之外。去年年底开始，他们在班加罗尔的一家大理石厂工作，封城之后，再没有收到薪水。

“我们手里有点钱。但我们不想继续待在这里，为了住宿和食物苦苦挣扎了。”拉尔告诉我们。

告别了他俩，我们又继续往前走，遇到了两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。他们的车看上去是新买的，车上还绑着一个打气筒。他们说自己要去北方邦，但不愿多谈。“跟你说有什么用呢。”他们骑着车走远了。

是啊，我们能做什么呢。正午的太阳炙烤下，我们既沮丧又乏累，准备往回走，没想到遇到意外。

接近高速出口的路边，有十来个农民工坐在天桥下休息。我们以为他们也是要走路回家，问了之后才知道，他们是附近一个建筑项目的建筑工人，火车取消后，公司试图劝阻工人返乡，希望他们留下来开工。

我们从主路驶进村里，很快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，有一幢大约30层的建筑已经基本成型。这里离班加罗尔市中心大概还有20公里，是一个名为“Prestige Jindal City”的综合住宅项目。广告页面显示，小区占地面积约130公顷，可以容纳3571户，小区里还将设有网球场、游泳池、游乐场等设施，底价为每平方米5.6万卢比（约人民币5600元）。

在村里打听了一下，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工人的宿舍。

接近宿舍的小路上，有4辆警车大巴停在路边，有警察在路边吃午饭。宿舍的大门被锁上了，门那侧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，门口有十来个警察站着。

警察不让我们靠近，让在场的L&T建筑公司工程师和我们聊。这位工程师刚从宿舍区出来。他告诉我们，早上他和同事进去，本来想劝阻工人们开工，但工人们群情激愤，一心想回家，他们未能说服工人，还被“扣留”在里面，公司找了警察过来，他们这才得以脱身。

“我们给他们免费提供食物和水，但他们就是只想回家。”工程师说。

布老师提出，要走近点和工人聊，“总不能听你一面之词。”工程师答应了，说他找两个人出来。结果他叫来了两个包工头。

包工头告诉我们，这里大概有1800个工人，大多来自北部的北方邦、比哈尔邦、拉贾斯坦邦、西孟加拉邦等地。“公司在封城之后，答应给他们付最低工资。”包工头说，他和建筑公司之间有合同，要是工人都回家了，他没法交代。

显然，包工头不能代表大多数工人的想法。

我们又往宿舍大门那边走了几步，布老师站在门外拿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警察这次没有阻止。看到有人拍照，工人们喊了起来，“让记者进来！让记者进来！”

我们站在原地拍照，工人们陆续翻过铁门，慢慢向我们所在的路边靠近。警察试图阻止，工人们停了下来，但依然要求和记者交谈，“你们凭什么不让记者进来！”有人大喊。很快，他们在我们面前三米左右的地方站成了一堵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，大概有四五百人。旁边宿舍的窗户里，工人们也把头伸出来围观。

有更多的警察围了过来，大概有三十多人，试图让工人保持冷静。现场群情激愤，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，有好几个人拿出手机也拍起了我们。布老师提出，你们想说话的人就上前来，其他人先听着。

一个浓眉大眼的小哥率先站了出来。他叫拉詹（Rajan Garu），来自西孟加拉邦。他说，五月初警察就来过，让他们填了返乡的申请表，之后就没了下文。直到两天前，他们才被告知火车被取消了。“建筑公司让我们回去工作，我们不想工作，只想回家。”拉詹说。

“你们是不是都想回家？”拉詹朝身后的人群振臂一呼。

“是！”“我们都想回家！”人群里爆发了热烈的回应。

虽然公司提供了食物和住宿，但病毒的蔓延让工人们越来越担心。“让我们留在这里开工，我们在这里生活，就要去市场，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？谁为我们负责？”拉詹反问。他说，每间宿舍要住10到12个人，很危险，也没有水洗澡，还不能出去，整天无所事事。

“我不在乎什么开工，我就是想回家。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工作，真是开玩笑！”拉詹越说越生气。

他退回去之后，又有一位年级稍大的工人走上前。他来自北部的贾坎德邦，叫维杰伊（Vijay Kumar Mandal）。他细数了政府的三次延长封锁，工人们一直遵守了规定。但现在所有的邦都在送农民工回家，“凭什么就你卡纳塔克邦不一样？”他质问。

他点名道姓地对卡邦首席部长和总理莫迪喊话，“我不管你是哪个党派，要求你把我们送回家，确保公司给我发放之前的薪水。”

维杰伊也说，从封城以来，从来没有人来检查过工人们的健康状况。“幸运的是目前我们没事，但万一有一个人感染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”其他工人也开始应和，说根本没人来检测。

工人们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是YouTube和短视频平台。维杰伊愤怒地问，“视频上看到很多人都在回家了，为什么不仅不送我们回去，还要叫警察来看住我们？”

“等到病毒结束了，我们就会回来工作，我可以保证，我们一定会回来这个地方。”维杰伊提高了音调，工人们开始为他鼓起了掌。要不是拿着手机，我也有点想鼓掌。

讲完之后，工人们开始要布老师的电话，他给了一两个人，随后我们就离开了。

到家之后，布老师手机上有几十个未接来电，还有工人给他从WhatsApp上发来了视频，这些视频也被上传到了短视频平台上。又过了几个小时，卡邦政府宣布将恢复劳工专列，但具体的情况还要跟接受地政府接受地协商后决定。

接下来的三天里，布老师不停地接到工人们打来的电话，询问进展，他的稿子发出后，有律师以此为据在印度最高院发起请愿，他也联系到了政府劳工部门的官员，对方表示，会尽快协调解决。

周日早上，他接到了律师打来的电话，说他的报道起了作用，有230个工人早上已经坐上了火车，明天还会有231个工人会出发。我们决定再去工地看看。

宿舍区门口还停着一辆警车巴士，但警察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了，只看到零星的几个警察。宿舍区的门也不再紧锁，工人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口，用手机看视频。

看到我们的到来，他们很快就围成了一圈，有七八十个人。他们询问开往不同邦火车的进展。律师需要劳动证明作为证据提交，我们向他们问起工资流水，有人说薪水是现金发放的，有人是银行卡接收，但不懂怎么查流水。

现场有一名包工头，他说自己和公司有合同，公司通过他来发工资给工人。但他拒绝出示材料，因为担心会有税收上的麻烦。

看来这一点是一样的。不管劳动法有多严格，公司总能找到办法规避风险，减轻自己的责任。印度最近还有多个邦在大力推动劳动法改革，放松对工人工作时间、宿舍、保险等多方面的法律限制，支持方认为，严苛的劳动法是印度吸引制造业外资的最大障碍。

农民工在新冠来袭时被彻底忽略了。他们甚至连回家的自由都没有。反对开设劳工专列的人振振有词，“这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。”

但农民工是人，他们有家人有牵挂，城市不可能给他们生活的保障，甚至还可以随意剥夺他们回家的权利。他们不是经济数字和建筑工具。“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吗？”有农民工问。

农民工的问题上，印度政府的态度确实让人心寒。

如果说最初的突然封城，是为了大势而考虑不周，在短期内也做出了一定补救。但在封城四十多天里，都没有考虑农民工的返乡问题，到头来中央政府一声令下，送农民工回家，但没有提出任何指导原则，只留给各邦政府去扯皮：

阿萨姆邦指责拉贾斯坦邦送回的农民工，让本邦的疫情加速扩散；西孟加拉邦是农民工输出大邦，但却多次拒绝接受本邦工人；奥利萨邦、比哈尔邦也不愿意接收本邦农民工，要求在返回前先对他们进行测试，但农民工送出邦也自顾不暇。

在巴士和火车费用问题上，各邦也朝令夕改。先是让农民工自己付费，而且要支付平时两三倍的价格——不仅要支付往返费用，还要为社交隔离的空座付费。后来经过一些政治博弈，又开始降低票价，最终由政府买单。

大规模的迁移，也给印度的疫情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。

但谁忍心在这个时候指责归乡心切的农民工呢？在疫情和停工的双重打击之下，家庭是他们唯一的依靠。政府现在站出来说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设施来隔离和检测，在大多数农民工被困在狭窄宿舍里的四十多天里，为什么不做一些准备呢？

恐怕这十分之一的庞大人群，确实被执政者刻意忽略了。

（徒步回家的农民工）

有媒体将新冠和印巴分治相提并论，称这次因疫情引起的反移民潮，是印巴分治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迁徙。这些数千万的农民工，是被疫情制造的“新冠难民”。

2003年非典时，在疫情严重的北京、广东等地，也有大批的农民工返乡。当时主流的声音指责他们“不识大体”、“目光短浅”，增加了疫情风险。非典之后，大城市对外来农民工的管理更加严格，他们也进一步被边缘化。

新冠疫情，会是印度农民工的“非典时刻”吗？

后记：

文中提到的那位劳工部门的官员，昨天刚刚被调走了，换到了一个管动物和渔业的部门。因为有大公司写信给首席部长，说他对资方“不友好”。

封城停工后，他给所有大公司发函，要求在停工期间保证工资发放。有人说，他是因为工作做得太好，而受到了惩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