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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听到消息,我们去过的那个村子里新增了两个确诊病例。

 

印度这次清真寺集会的集群感染,基本上推翻了此前“气温可以抑制新冠病毒传播”的假设。这让包括印度所在的南亚、非洲、南美、东南亚在内第三波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家,未来的走势都更加不乐观。

 

更值得关注的是,在印度,这种“情理之中、意料之外”的巧合,正在让这个拥有全世界第二大的穆斯林人口的国家,走向更为严峻的宗教对立。

 

 

从东南亚到印度

 

这次宗教集会发生在3月中旬,集会的地点在尼扎穆丁西的尼扎穆丁马克兹清真寺(Nizamuddin Markaz Mosque)。

 

尼扎穆丁在新德里南部,周围都是穆斯林聚居区,离市中心有点远,酒店相对便宜。去年八月有一次我就住那里,司机从机场过去,绕了好久才找到地方。附近的哈兹拉特-尼扎穆丁(Hazrat Nizamuddin)火车站是新德里的第二大火车站,每天的人流量有20万,从这里到阿格拉看泰姬陵,只要两个半小时。

 

(哈兹拉特-尼扎穆丁火车站)

 

有着快500年历史的胡马雍墓也在附近,非常美貌,我认为是一个被低估的景点。

 

(悄悄出个镜)

 

马克兹清真寺是伊斯兰传教运动“塔布里·扎马特”(Tablighi Jamaat)的发源地和总部,塔布里·扎马特已经有近百年历史,成员遍布全世界近200个国家,被认为是20世纪伊斯兰教最有影响力的宗教运动之一。

 

这次集会其实只有3月13日到15日的三天时间,这期间共有2000多人参会。但因集会而产生的聚集从三月初就已经开始,警方称整个三月有超过8000名朝拜者曾到访,其中还包括来自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孟加拉国等多个国家的朝拜者。

 

德里封城后,有不少人滞留在清真寺。4月初,德里政府对清真寺进行清场时,里面还有2361人。

 

有朝拜者从马来西亚来。2月,另一场宗教集会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举行,它后来成为了东南亚的一大社群感染案例。有参加过此次集会的朝拜者,在二月底到三月初之间来到印度。当时,印度还没有出现从中国以外国家输入的病例,但已经在对日韩、新马泰、印尼、意大利等疫情严重国家飞来的乘客在机场进行健康体征排查。

 

现在看来,可能是这一步出了疏漏。塔布里·扎马特的发言人雷曼(Mujeeb-ur-Rehman)猜测,传染源可能就是在二月甚至更早,被带到马克兹清真寺的。

 

 

从德里到印度各地

 

参加完集会的朝拜者,大多从德里乘火车到了印度各地,事后证明,这让它成为了目前为止印度第一起、也是最大的集群感染案例。德里、泰米尔纳德邦、拉贾斯坦邦、特伦甘纳邦、安德拉邦都有上百人参会,集中追踪之后,这些邦都出现了确诊病例的快速增加。

 

事实上,集群感染的迹象在集会结束后,很快就出现了。3月17日,印度南部的特伦甘那邦格里姆讷格尔市(Karimnagar)报告了8个新增病例,全部是印度尼西亚籍。事实上,他们就是参加过德里集会的朝拜者,但当时邦政府并没有对外披露更多细节,只在邦内做了追踪。

 

第二天,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报告了第一例疑似社区传播的病例。一个年轻小伙没有国外旅行史,也没有跟任何确诊病例接触过,他从德里坐火车到金奈后,自己去医院报到,随后被检测为阳性。当时全印度的确诊病例数量还不到两百例,他是泰米尔纳德邦的二号病人。

 

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病例肯定不简单。但接下来的几天,泰米尔纳德邦的邦政府既没有承认他属于社区传播,也没有公布他从德里到金奈乘坐的火车编号,只回答说上报到了中央政府。

 

现在想来,有可能正是这种央地之间协调的沟通成本,让印度错过了最早的预警时机。布老师告诉我,金奈政府能追踪到只有他到了金奈之后的部分,铁路归中央政府,他在德里的活动轨迹要当地政府查,自然就会浪费很多时间。

 

(2019年5月在克什米尔拍的)

 

更大范围的预警信号在3月底出现。3月25日,已经连续一周没有出现新增病例的查谟和克什米尔 (Jammu & Kashmir),报告了7例新增病例,第二天有一名患者死亡。与此前克什米尔从海外朝拜确诊的病例不同,他并没有出国旅行的历史。但他去过德里。

 

3月27日,印度最南端的安达曼-尼科巴群岛上,报告了6例确诊病例。没有被公布的信息是,他们也是参加过德里集会的朝拜者。

 

3月30日深夜,特伦甘纳邦捅破了这一层纸。那天深夜,特伦甘纳邦首席部长办公室发布推特,宣布该邦有6个新增死亡案例,点明了他们都参加过马克兹清真寺的集会。

 

 

 

追踪与伊斯兰恐惧症

 

这才引发了印度全境的集群追踪。三月份没有报告任何病例的阿萨姆邦,目前报告了29例;贾坎德邦的一号病人同样在4月1日出现,她在3月16日曾与集会的朝拜者同乘一列火车,目前贾邦也报告了14例。

 

参会人数众多的几个邦受到了巨大影响。有1500人参会的泰米尔纳德邦,自4月初开始确诊病例激增,三月底还不到一百例,现在已经超过了900例,成为了仅次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“重灾区”,四月的新增病例中九成以上都可以追踪到德里集会。病例数排在前列的德里、拉贾斯坦邦、特伦甘纳邦、中央邦,也大多是受这次集会影响。

 

除了各邦的追踪,中央政府也进行了协调。4月1日,铁路部门将3月13日到19日之间,从德里出发的五列火车的乘客名单提供给了各邦,以便对这数千名乘客进行追踪。

 

从那时起,各地就开始严查清真寺的聚集。4月3日,我和布老师去了班加罗尔的商业街附近,那里是穆斯林的聚居区,周围有大大小小好几座清真寺。

 

(空无一人的商业街)

 

本来人潮汹涌的商业街,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,但几乎每一条街都有警察在执勤。清真寺大门紧闭,偶尔有年轻的男生蒙着面巾路过,整个街区都是空荡荡的,让停在门口的警车分外扎眼。车里有十来个警察,闲坐着。

 

烈日当空,水果摊的白胡子爷爷也闲坐着,我就去买了一个西瓜、一个哈密瓜。回家之后,发现哈密瓜都熟透了,想来他最近应该也没有生意。

 

(就是这个老爷爷)

 

印度政府的指向性引导,也毫无疑问地,将印度的穆斯林推向了一个更为艰难的境地。

 

4月4日,印度卫生部公布,在4月2日和4月3日,能追踪到德里集会的新增案例有647例,占了当时确诊案例的20%。第二天,联邦卫生部长拉夫·阿加瓦尔又说,因为尼扎穆丁事件,印度新冠病例的增速加倍了。他说,因为这次集会,确诊人数在4.1天内翻了一倍,如果没有这些“额外的病例”,按照此前的速率,数字翻倍需要经过7.4天。

 

这引发了印度民间反穆斯林情绪的蔓延。在推特上,#CoronaJihaad(新冠圣战)的标签冲上了热搜,抖音海外版Tik Tok上也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内容,都指向穆斯林是病毒携带者,他们将病毒传播给了其他人。

 

(推特上传播很广的一张图)

 

4月9日,德里少数群体委员会(Delhi Minorities Commission)呼吁,不要再单独列出来自马克兹清真寺的病例,这会引起对穆斯林群体的攻击和抵制,德里西北部已经有一个男孩被处以私刑。

 

 

正确的追踪手段

 

显然,这个呼吁来的有点晚。政府早期的指向性归因,已经为印度穆斯林群体的困境雪上加霜。

 

自去年的《公民身份法》修订以来,印度的穆斯林就被置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。这部“穆斯林除外”的难民身份法案,与执政党宣称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“公民身份注册”和鸣,让曾经统治过这个国家的穆斯林,被挤到了“自己国家局外人”的边缘。

 

疫情来袭之前,反对《公民身份法》的抗议还在进行。事实上,马克兹清真寺也是曾经的抗议活动中心之一。疫情爆发后,德里政府也正好借机清场。

 

(滞留在马克兹清真寺的朝拜者正在被撤离 / 路透社)

 

“甩锅”给穆斯林集会,政府也想借机逃避自己的疏忽之责。

 

三月初朝拜者开始聚集时,印度还没有出现确诊案例,朝圣者的输入还算是“防不胜防”。但自3月13日起,德里政府已经下令关闭学校、商场等公共场所,也很快限制了其他宗教等集会的聚集,但一直到3月22日宵禁之前,当局也并没有对清真寺采取任何措施。而马克兹清真寺隔壁,就有一间警察局。

 

即使是在特伦甘那邦报告了10名印度尼西亚朝拜者病例后,也没有立刻引起全国范围内的追踪。这个原因目前不得而知。

 

清真寺的发言人还说,3月22日的公共宵禁之后,清真寺方面联系到了当局,要求疏散还滞留在清真寺的朝圣者,但并未得到回应。雷曼认为,“要说我们疏忽的话,那当局也是一样。”

 

更重要的是,如今木已成舟,“甩锅”的态度更不利于可能被感染者的追踪。这种社会压力和被攻击的压力,让有些参会的朝拜者不敢站出来,反而潜伏着更大的风险。

 

在反移民和宗教对立情绪高涨的阿萨姆邦,情况尤为严重。社交媒体上,类似“如果你去了那里,那为什么不呆在那里等死呢”、“这些宗教狂热分子就是在制造生物炸弹”的言论盛行,甚至还出现了故意拼凑捏造的假新闻。

 

这给阿萨姆邦的追踪造成了一些难度。截至4月7日,参加集会的835人中,只有400多人被隔离。在阿萨姆邦和德里,官方目前采用硬手段,称不自觉报告的人将会被治罪,但仍然效果不佳。

 

(一些出现症状的人被带去医院隔离 / PTI)

 

而在南部几个邦的态度截然不同,追踪的情况也明显好得多。在泰米尔纳德邦,官方估计有约1500人参与了集会,目前已追踪到了1480人;安德拉邦的1042名参会者,则已经全部被追踪到。

 

相比印度北部,印度南部的宗教对立情况确实不那么严重,官方的态度也显得更为包容。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席部长呼吁参加过集会的人站出来,承诺会给他们最好的治疗,两天之内,就有1103人自愿参与了检测。

 

在特伦甘纳邦,首席部长也一直在强调,德里的集会感染不应该被宗教化,并称参加过集会的人也不能被称为感染源。

 

卡邦的首席部长BS Yediyurappa的表态则更为有力。他说,“没有人应该说一句反对穆斯林的话。这是一个警告。如果有人将这个孤立的事件归咎于整个穆斯林社区,那么我也将不加思索地对他们采取行动。”

 

此外,泰米尔纳德邦也早就不再提“德里集会”这样的字眼,而是用“单一感染源”来指代。

 

目前,印度全国已经有超过2.5万在因此隔离,他们都是参与者或相关联系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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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瑞垚

罗瑞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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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新传媒前公共政策记者,独立写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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