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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瑞垚:印度疫情日记 | 上千万“新冠难民”有家难回

 

封城的第44天,还有农民工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 

5月4日,是印度第三轮封锁的开始,政府放松了部分地区的管制,也承诺送被困的农民工回家。各邦政府承诺,在与目的地政府达成协议之后,将为外地的农民工开设“劳工专列”(“Shramik Special”),送他们返乡。此前,各邦已经为邦内和短途农民工开设了大巴专列。

 

但第二天,卡纳塔克邦政府突然叫停了火车专列。主要的建筑公司联合找到政府,要求政府暂缓计划,说服农民工返工。成千上网的农民工聚集在火车站,没等到火车,却等来了这个噩耗。

 

(班加罗尔出城的路上)

 

愤怒和失望之中,他们又陆续踏上了徒步回家的路。

 

5月7日,我们骑着摩托车驶向出城的方向,想找走在高速上的农民工聊聊。走出班加罗尔城区、上高速后不久,我们先遇到了维卡斯(Vikas Kumar Yadav)。

 

出城之后,布老师让我注意看,有背着包、成群结队走的人,多半就是走路回家的移民。但我们遇到维卡斯的时候,他形单影只地一个人走着,但不难辨认:他穿着一件黄色蓝领的饮料品牌Polo衫,额前的一绺刘海染成了黄色,背着一个双肩包,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,袋子没有提手,他把边卷了几圈捏在手里。

 

 

他是印度农民工的典型缩影:今年19岁,来自北部北方邦的阿拉哈巴德(Allahabad),在班加罗尔的一家路边小餐馆做清洁工。

 

“我大概要走一个月吧,”维卡斯对我们说,班加罗尔到阿拉哈巴德的距离大概1700公里,他打算在路上看能不能找到卡车司机带一脚。他说话的语气带着一丝无所谓,好像走路回家这件事不值一提。布老师说,他们早就习惯了睡在车站、寺庙之类的地方。

 

维卡斯有个老乡也走在回家的路上,比他领先了两三公里,布老师让我在路边等着,他先载着维卡斯赶上了朋友。但他们拒绝了我们给的香蕉,“我有钱,足够我走回家。”维卡斯说。

 

再往前走,我们遇到了曼吉·拉尔(Mangi Lal),他和一位同乡结伴而行,早上从班加罗尔出发,已经走了四五十公里。他们的家乡在拉贾斯坦邦的乌代布尔,1700公里之外。去年年底开始,他们在班加罗尔的一家大理石厂工作,封城之后,再没有收到薪水。

 

 

“我们手里有点钱。但我们不想继续待在这里,为了住宿和食物苦苦挣扎了。”拉尔告诉我们。

 

告别了他俩,我们又继续往前走,遇到了两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。他们的车看上去是新买的,车上还绑着一个打气筒。他们说自己要去北方邦,但不愿多谈。“跟你说有什么用呢。”他们骑着车走远了。

 

是啊,我们能做什么呢。正午的太阳炙烤下,我们既沮丧又乏累,准备往回走,没想到遇到意外。

 

接近高速出口的路边,有十来个农民工坐在天桥下休息。我们以为他们也是要走路回家,问了之后才知道,他们是附近一个建筑项目的建筑工人,火车取消后,公司试图劝阻工人返乡,希望他们留下来开工。

 

我们从主路驶进村里,很快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,有一幢大约30层的建筑已经基本成型。这里离班加罗尔市中心大概还有20公里,是一个名为“Prestige Jindal City”的综合住宅项目。广告页面显示,小区占地面积约130公顷,可以容纳3571户,小区里还将设有网球场、游泳池、游乐场等设施,底价为每平方米5.6万卢比(约人民币5600元)。

 

 

在村里打听了一下,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工人的宿舍。

 

接近宿舍的小路上,有4辆警车大巴停在路边,有警察在路边吃午饭。宿舍的大门被锁上了,门那侧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,门口有十来个警察站着。

 

警察不让我们靠近,让在场的L&T建筑公司工程师和我们聊。这位工程师刚从宿舍区出来。他告诉我们,早上他和同事进去,本来想劝阻工人们开工,但工人们群情激愤,一心想回家,他们未能说服工人,还被“扣留”在里面,公司找了警察过来,他们这才得以脱身。

 

 

“我们给他们免费提供食物和水,但他们就是只想回家。”工程师说。

 

布老师提出,要走近点和工人聊,“总不能听你一面之词。”工程师答应了,说他找两个人出来。结果他叫来了两个包工头。

 

包工头告诉我们,这里大概有1800个工人,大多来自北部的北方邦、比哈尔邦、拉贾斯坦邦、西孟加拉邦等地。“公司在封城之后,答应给他们付最低工资。”包工头说,他和建筑公司之间有合同,要是工人都回家了,他没法交代。

 

 

显然,包工头不能代表大多数工人的想法。

 

我们又往宿舍大门那边走了几步,布老师站在门外拿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,警察这次没有阻止。看到有人拍照,工人们喊了起来,“让记者进来!让记者进来!”

 

我们站在原地拍照,工人们陆续翻过铁门,慢慢向我们所在的路边靠近。警察试图阻止,工人们停了下来,但依然要求和记者交谈,“你们凭什么不让记者进来!”有人大喊。很快,他们在我们面前三米左右的地方站成了一堵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,大概有四五百人。旁边宿舍的窗户里,工人们也把头伸出来围观。

 

 

有更多的警察围了过来,大概有三十多人,试图让工人保持冷静。现场群情激愤,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,有好几个人拿出手机也拍起了我们。布老师提出,你们想说话的人就上前来,其他人先听着。

 

一个浓眉大眼的小哥率先站了出来。他叫拉詹(Rajan Garu),来自西孟加拉邦。他说,五月初警察就来过,让他们填了返乡的申请表,之后就没了下文。直到两天前,他们才被告知火车被取消了。“建筑公司让我们回去工作,我们不想工作,只想回家。”拉詹说。

 

“你们是不是都想回家?”拉詹朝身后的人群振臂一呼。

 

“是!”“我们都想回家!”人群里爆发了热烈的回应。

 

 

虽然公司提供了食物和住宿,但病毒的蔓延让工人们越来越担心。“让我们留在这里开工,我们在这里生活,就要去市场,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?谁为我们负责?”拉詹反问。他说,每间宿舍要住10到12个人,很危险,也没有水洗澡,还不能出去,整天无所事事。

 

“我不在乎什么开工,我就是想回家。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工作,真是开玩笑!”拉詹越说越生气。

 

他退回去之后,又有一位年级稍大的工人走上前。他来自北部的贾坎德邦,叫维杰伊(Vijay Kumar Mandal)。他细数了政府的三次延长封锁,工人们一直遵守了规定。但现在所有的邦都在送农民工回家,“凭什么就你卡纳塔克邦不一样?”他质问。

 

 

他点名道姓地对卡邦首席部长和总理莫迪喊话,“我不管你是哪个党派,要求你把我们送回家,确保公司给我发放之前的薪水。”

 

维杰伊也说,从封城以来,从来没有人来检查过工人们的健康状况。“幸运的是目前我们没事,但万一有一个人感染了,那我们怎么办?”其他工人也开始应和,说根本没人来检测。

 

工人们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是YouTube和短视频平台。维杰伊愤怒地问,“视频上看到很多人都在回家了,为什么不仅不送我们回去,还要叫警察来看住我们?”

 

 

“等到病毒结束了,我们就会回来工作,我可以保证,我们一定会回来这个地方。”维杰伊提高了音调,工人们开始为他鼓起了掌。要不是拿着手机,我也有点想鼓掌。

 

讲完之后,工人们开始要布老师的电话,他给了一两个人,随后我们就离开了。

 

到家之后,布老师手机上有几十个未接来电,还有工人给他从WhatsApp上发来了视频,这些视频也被上传到了短视频平台上。又过了几个小时,卡邦政府宣布将恢复劳工专列,但具体的情况还要跟接受地政府接受地协商后决定。

 

接下来的三天里,布老师不停地接到工人们打来的电话,询问进展,他的稿子发出后,有律师以此为据在印度最高院发起请愿,他也联系到了政府劳工部门的官员,对方表示,会尽快协调解决。

 

周日早上,他接到了律师打来的电话,说他的报道起了作用,有230个工人早上已经坐上了火车,明天还会有231个工人会出发。我们决定再去工地看看。

 

 

宿舍区门口还停着一辆警车巴士,但警察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了,只看到零星的几个警察。宿舍区的门也不再紧锁,工人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口,用手机看视频。

 

看到我们的到来,他们很快就围成了一圈,有七八十个人。他们询问开往不同邦火车的进展。律师需要劳动证明作为证据提交,我们向他们问起工资流水,有人说薪水是现金发放的,有人是银行卡接收,但不懂怎么查流水。

 

现场有一名包工头,他说自己和公司有合同,公司通过他来发工资给工人。但他拒绝出示材料,因为担心会有税收上的麻烦。

 

 

看来这一点是一样的。不管劳动法有多严格,公司总能找到办法规避风险,减轻自己的责任。印度最近还有多个邦在大力推动劳动法改革,放松对工人工作时间、宿舍、保险等多方面的法律限制,支持方认为,严苛的劳动法是印度吸引制造业外资的最大障碍。

 

农民工在新冠来袭时被彻底忽略了。他们甚至连回家的自由都没有。反对开设劳工专列的人振振有词,“这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。”

 

 

但农民工是人,他们有家人有牵挂,城市不可能给他们生活的保障,甚至还可以随意剥夺他们回家的权利。他们不是经济数字和建筑工具。“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吗?”有农民工问。

 

农民工的问题上,印度政府的态度确实让人心寒。

 

如果说最初的突然封城,是为了大势而考虑不周,在短期内也做出了一定补救。但在封城四十多天里,都没有考虑农民工的返乡问题,到头来中央政府一声令下,送农民工回家,但没有提出任何指导原则,只留给各邦政府去扯皮:

 

阿萨姆邦指责拉贾斯坦邦送回的农民工,让本邦的疫情加速扩散;西孟加拉邦是农民工输出大邦,但却多次拒绝接受本邦工人;奥利萨邦、比哈尔邦也不愿意接收本邦农民工,要求在返回前先对他们进行测试,但农民工送出邦也自顾不暇。

 

在巴士和火车费用问题上,各邦也朝令夕改。先是让农民工自己付费,而且要支付平时两三倍的价格——不仅要支付往返费用,还要为社交隔离的空座付费。后来经过一些政治博弈,又开始降低票价,最终由政府买单。

 

大规模的迁移,也给印度的疫情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。

 

但谁忍心在这个时候指责归乡心切的农民工呢?在疫情和停工的双重打击之下,家庭是他们唯一的依靠。政府现在站出来说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设施来隔离和检测,在大多数农民工被困在狭窄宿舍里的四十多天里,为什么不做一些准备呢?

 

恐怕这十分之一的庞大人群,确实被执政者刻意忽略了。

 

(徒步回家的农民工)

 

有媒体将新冠和印巴分治相提并论,称这次因疫情引起的反移民潮,是印巴分治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迁徙。这些数千万的农民工,是被疫情制造的“新冠难民”。

 

2003年非典时,在疫情严重的北京、广东等地,也有大批的农民工返乡。当时主流的声音指责他们“不识大体”、“目光短浅”,增加了疫情风险。非典之后,大城市对外来农民工的管理更加严格,他们也进一步被边缘化。

 

新冠疫情,会是印度农民工的“非典时刻”吗?

 

 

后记:

 

文中提到的那位劳工部门的官员,昨天刚刚被调走了,换到了一个管动物和渔业的部门。因为有大公司写信给首席部长,说他对资方“不友好”。

 

封城停工后,他给所有大公司发函,要求在停工期间保证工资发放。有人说,他是因为工作做得太好,而受到了惩罚。

 

 

 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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