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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周开始,印度的媒体记者感染新冠的消息开始受到关注。

 

先是孟买有53名记者检测出新冠阳性,接着班加罗尔东边的海港城市金奈也有27名记者确诊。这两个城市的确诊人数居印度前列,孟买目前确诊六千多例,金奈则有772例。

 

报道一出,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政府就放出消息,为记者开放绿色通道进行检测。

 

4月20日,布老师去了班加罗尔的Padarayanapura采访,这是一个穆斯林聚居区。10天前,该区域出现了5例确诊病例,警察随后封锁了它,并筛选除59名密切接触者,4月19日这天,本该将他们带去集中隔离。

 

但警察遭到了部分接触者家人和邻居的抵抗,大约有五六十人聚在一起,要求在现场对他们进行检测,拒绝警察把他们带去隔离。事发时已是深夜,还有人手持棍棒破坏了隔离设施。警察最终逮捕了121人,将他们分别送到了隔离点和监狱。

 

(封锁区外的警察)

 

第二天布老师到访时,整个Padarayanapura已经被警察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,大概有800名警察在该区域执勤。

 

类似的情况在印度其他地方也发生过。原因都类似,一个是印度部分地区的隔离设施条件比较差,民众心有疑虑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,前期政府将疫情扩散的原因指向穆斯林集会,引发了一些民间对穆斯林的抵制和攻击的现象,穆斯林群体很不安,担心政府将自己带去隔离是有所针对。一位Padarayanapura的居民就说,他没有任何症状,也没有和确诊病例接触,但警察非要带他走。

 

(整个区域已经完全被封死)

 

另外,警察封锁该区域后,应该为所有居民提供口粮等必需品,但有些人迟迟没能领到。警察深夜突袭,让本来就很紧张的气氛一触即发。

 

也许是聚集加速了疫情扩散,几天后,该区域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三十例。

 

(隔离区的双语告示:我们要食物)

 

采访回来后,布老师就有点担心。他告诉我,有当地的议员接受采访,记者在他对面围了一圈,尤其是电视台的记者还要抢占位置,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。“毫无社交距离可言。”他跟我说,记者们都像他一样只戴了口罩,顶多再用消毒液洗洗手。

 

好巧不巧,采访回来的第三天,他觉得嗓子不太舒服。第二天,他开始觉得嗓子痛,说自己吞咽有些困难。但量了几次体温,都没有超过37度。我觉得他疑神疑鬼,多半是芒果吃多了上火,但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“上火”这个概念。

 

周五那天,他又开始拉肚子,说可能他是非典型症状,决定去检测。

 

布老师是印度的持证记者,可以走绿色通道,我作为中国人,可能多少还是有些麻烦。我就想着,让他先检测,万一他是阳性,我作为密切接触者去检测也顺理成章。

 

 

打热线电话问清楚流程后,周六一早,我们去了附近一家新冠诊所。

 

这里本来是一家社区医疗中心,新冠时期被指定为前线的分流点,所有有过海外旅行史、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、或者出现了新冠症状的人,除非是被政府统一隔离和检测,都要先来这里报到,由医生进行基础诊断后分流。

 

它是一栋二层的小楼,服务的范围是附近的三五千人。我没有跟他进去,在门口转悠了一会儿。

 

(诊所院子里休息的保洁)

 

布老师告诉我,里面只有三四个人,有一个小孩子发烧了,还有一个糖尿病病人来领药。在印度的公立机构,所有的治疗和药品都是免费的。

 

他进去之后,要先在登记台填表,他坐了桌子对面,凳子离得有点远,他就挪近了一点,结果医生让他又挪回去,“要保持社交距离”。这位医生询问了他的基本信息和症状,然后他被就进了办公室。

 

 

办公室的里坐的是一位男医生。在得知布老师没有明确的接触史、也没有发烧之后,医生建议他先回家,吃点喉咙发炎的对症药再观察三天,如果出现了其他症状再去检测。医生也推测,他的症状可能与吃了太多芒果有关系。

 

 

他免费拿了三种药,我们就回家了。

 

我劝他先吃药,看看明天症状会不会消失,先不要去医院,反倒增加了暴露风险。但他思前想后,还是放不下心来,他主要的担忧是去过高风险区采访,还是想尽早检测。

 

下午三点,我们又去了附近的一家公立医院,它被指定为媒体和警察的检测点。一般来说,患者如果症状严重了,需要再回到诊所,由诊所的医生决定后,诊所会直接派救护车送到医院检测。但因为布老师走的是记者绿色通道,也可以直接去医院。

 

 

这家医院属于印度三级公立医疗中的第二级——初级保健中心(Primary health care),覆盖的人群在五万人左右。

 

和南部大城市的情况类似,班加罗尔的公立医院条件都还不错,设施情况类似国内县城的二甲医院,看上去也比较干净。我们在门口看到,大概有十来个记者已经检测结束,很多人都背着摄像机,应该都是电视台的记者。

 

(偶遇的同行)

 

医院的正门用警戒线封起来了,所有的人都只能从右侧的小道进入。在入口处,医院还设置了洗手池。

 

入口的尽头是一个登记台,有两位全副武装的护士登记基本信息。登记之后,布老师被要求用消毒液洗手,此后的每一个环节,洗手都是必备程序。第二步是详细信息的录入,工作人员查验了他的记者身份、询问了症状和接触史,给了他一张电子表格,整个过程大概五分钟。

 

 

拿了表格之后,他就进入到医院里面了。先在等待区等了十分钟,同时还有等待的有其他七个记者。轮到他之后,他去领到了检测包,里面装着取样管,以及贴着他名字标签的小瓶子。

 

取样的房间有两个医生,但一次只进一个人,另一位医生在一旁封存样品。他告诉我,医生戳了他的喉咙好几次,他没忍住咳嗽了两声,有点不好意思。

 

 

取样结束后,他被告知可以回家了,并不需要在医院隔离等待结果。后来我们得知,因为记者和警察都是群体普检,无症状者都无需隔离。我倒是无所谓,已经暴露了一周,要感染也早就感染到了,他这么焦虑,我倒是可以提供一点心理上的支持。

 

也许是因为我早在二月就一直在关注国内疫情,到了印度疫情爆发时,我好像已经恢复了理性,心理上倒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,至少对自己没有太大恐惧。我们都年轻也健康,又做了最大限度的防护,感染的几率本来就不高,万一真得了,应该也顶多就是被病痛折磨一下,不会有太大危险。

 

(他的类别属于媒体绿色通道)

 

我一直用这一套理论来安慰他,但在等待结果的两天里,他还是非常焦虑,几乎坐立不安。时不时突然冒出一句,“我觉得我肯定得了。”

 

等到周一下午,他还没有收到通知,基本上就没问题了。当时医院跟他说,“如果是阳性我们就会通知你,阴性的话就没消息。”他之前就一直在幻想,医生和警察直接来小区里,抓他去隔离。那天晚上,又有一位印度记者在推特上说,周六取样的记者全部检测为阴性。还有媒体报道,参与检测的一千多名记者中,只有一位是阳性。

 

但他还是不放心,又给医生打了电话咨询,最后确认确实是阴性。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 

他嗓子疼和拉肚子症状也消失了。毕竟家里的芒果已经被他全部吃完了。

 

 

 

 

后记:

 

昨天早上,布老师的姐姐突然打电话过来,说自己发烧三天了不见好。布老师带她去检测,医院在得知她没有接触史、除了发烧也没有其他症状之后,建议她去私立医院,先排除一下其他可能疾病,比如登革热、疟疾等。晚上,检测结果出来了,她得的是登革热。

 

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布老师颇有不满,说因为他是记者才可以享受特权,普通人即使有类似症状,也没法及时得到检测,这不仅加重了患者的负担,也增加了潜在风险。

 

但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印度的检测范围虽然还是不够大,但是与它的现实条件和所处的疫情阶段有关系的。如果媒体一味强调,相比日韩、美国、意大利等国家,印度的检测量只有几分之一,不考虑印度的人口量级和经济发展水平,没有任何意义,因为这种比较是不切实际的,印度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像上述国家那样的检测量,主要的限制目前还在实验室。

 

从另一角度看,印度的检测量也没有低到导致疫情被严重低估的程度。最明显的指标就是阳性率。目前印度的累计检测量超过了77万,每百万人检测数量接近600,相比同等的发展中国家,这个数字并不低。

 

同时,在50万检测量的基准线上,它的确诊病例为2万例,阳性率远远低于意大利的10万、英国的12万、以及美国和土耳其的8万例。

 

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,疫情扩散的程度确实还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。与此同时,疑似患者也还没有扎堆医院。

 

但印度检测量低,也让它处在一个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面临的困境——复工非常难。一个多月的封锁之后,印度的经济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,持续封锁是它不能承受的。下一步要逐步解封,就需要至少使用抗体检测来排除风险。

 

但印度最近还在抗体检测试剂上和中国打口水仗,甚至牵出了内部腐败,真是要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了。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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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瑞垚

罗瑞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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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新传媒前公共政策记者,独立写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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