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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和印度男友决定在疫情时结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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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1月的一天,我和布老师商量着,如何把我装扮成他的妻子混进寺庙。

当时,我们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马杜赖。马杜赖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,是泰米尔的文化重镇。极负盛名的米纳克希神庙坐落在城市的正中央,它是南印度建筑、雕刻、绘画艺术最杰出的体现,也是泰米尔人的婚礼圣地,每逢良辰佳节,常有上百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。


在寺庙外


布老师是泰米尔人。2018年秋天,我被一家中国的创业公司派驻“印度硅谷”班加罗尔,他当时正为公司组建印度团队。不久之后,他还是决定回到政治报道的一线,加入了印度本地的一家新闻网站。我们从朋友变成恋人,在我的要求下,他总是“假公济私”,趁出差采访的机会带着我跑遍了班加罗尔的大街小巷,和很多南印度的遥远村落。

米纳克希神庙只允许印度教徒入内朝拜,外国人只能参观外围的建筑。当天,我穿着一套印度传统的棉质印花长衫和裤子,脸被晒得黢黑油亮,摘下游客特征比较明显的帽子,在眉间点上一颗红色的吉祥痣,一眼看上去确实很像北印度人。

“你别说话,我来告诉他们就好。”布老师说。这也是印度人默认的陌生人社交惯例。有好几次,我们遇上有当地人想找我拍照,他们都会选择饶过我而直接问他,有时还是用英语。

我们寄存了包和鞋子,在过安检时,安检员正如我们所料,直接忽视了我,问身后的布老师“她是谁”。听到答案后,安检员又看了我一眼,扬扬下巴示意我们可以走了。刚转身,他又突然叫住我们,说,“去给她买条披肩。”在寺庙对面的商店,我在花花绿绿中选择了一条嫩绿色的缎子,把它随意绕了几圈挡住胸部。安检员满意地晃了晃脑袋。

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假扮夫妻了。去参观仅印度教徒可进的寺庙时,或者是出差去小城镇找住处,为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,我们心照不宣地以夫妻关系示人,越来越得心应手。

常驻印度的中国人圈子很小。因工作关系接触到的中国人,总会问我一个问题,“你是不是(准备)嫁到这边了?”我不太喜欢这个问题,它预设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,除了婚姻之外,没有其他在他乡建立生活的理由,尤其是在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没有考虑过结婚这件事。对我来说,婚姻并不是一段亲密关系的唯一终点,而布老师则觉得,结婚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大事,来日方长。

直到新冠病毒的出现让整个世界陷入停滞,中印之间几乎“断联”,我们被无期限分隔两地的潜在威胁一下子砸中,才被迫开始考虑这个问题:要不要结婚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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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的夏天,印度刚从严格的全国封锁中逐渐解封,我们的生活也开始慢慢解冻。封锁的三个月里,我和布老师除了每周外出买菜和偶尔出门采访之外,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小区。我们两个人一只猫,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一起,在公寓里错过了班加罗尔的所有春光。

我年初时辞了职,公司租的大公寓也快到期了。我和布老师打算重新找房子,唯一的担忧是房子里的物件太多,可能要花点心思才能塞进一居室。住在一起的一年多,我们的“家”也像调皮的小公猫美丽一样,慢慢长大了。


小公猫美丽


然而,在遥远的喜马拉雅边境,中国和印度的驻军之间的对峙逐渐升级,以致于发生了过去几十年间最严重的流血冲突。

起初,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到底有多严重。直到十多天后的一天晚上,手机里跳出了一条消息:印度政府决定封禁58款来自中国的手机应用,其中包括TikTok和微信。我和布老师在多个网站上找信源,过了好几分钟才震惊地承认,这居然是真的。

在那之前的两年多里,我几乎都活在一个“中印合作”的巨大泡沫里。因为工作关系,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中国市场的经验、中印合作的可能,中国科技公司的扩张和资本的全球流动,为中印之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互动场域,一个存在共赢潜力的生态系统。虽然印度方面一直有互联网监管趋紧的信号,但这样一击致命的点杀,显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。

这也意味着,即使新冠疫情过去了,中印关系也会处于“冰封”状态,我们很可能要无限期分隔两地。大概在那之后,我才冒出了这个想法,“不然,我们结婚吧?”

作为人口体量相当的东方古国,印度和中国在社会文化方面有着出人意料的相似性。两个国家都不承认未婚伴侣,只有拥有合法的婚姻证件才可以申请配偶签证。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,中印之间的人员流动也并不容易。

过去几年里,为便利两国经贸往来和吸引中国游客,印度逐渐放宽了对华签证政策。但在新冠疫情发生后,它是最早与中国断航的国家之一,并且宣布取消所有中国护照持有者的签证。当时,还有数千中国游客和商务人士因断航而滞留在印度,微信群里也一直流传着,续签被拒绝或直接被要求立即出境的案例。我的签证也很快就要到期了。


签证始终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。虽然当时,我们还不知道这种“断联”会持续多久,只是想着如果有一张结婚证,说不定可以在印度待久一点,以后办签证会方便一些。然而,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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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作为宪法意义上的世俗国家,却没有一部统一的民法典。

虽然,印度的开国总理尼赫鲁很重视统一民法典,但现代私法中对婚姻和财产的规定,与传统的宗教法规相去甚远,民法改革的尝试遭到了各宗教代表的强烈反对。例如,印度教反对离婚,也反对女儿和儿子享有平等继承权,一夫一妻制则与伊斯兰教法相悖。尼赫鲁最终并没有触碰穆斯林“属人法”这块烫手山芋,仅推动了印度教民法典,回避了统一民法典的问题。

这就意味着,在印度登记结婚,依据是各宗教的“属人法”,如1937年的《穆斯林个人法(伊斯兰教法)应用法》和1955年的《印度教婚姻法》。印度教婚姻法也适用于耆那教徒、锡克教徒或佛教徒,但前提夫妻双方均属于同一宗教。夫妻双方在举行宗教结婚仪式后,当日即可登记并颁发结婚证。

而所有跨宗教的婚姻登记,以及像我们这样跨国婚姻,均归属于1954年的《特别婚姻法》管辖。这部《特别婚姻法》,我早有所耳闻,听过的基本上全是坏消息。

《特别婚姻法》属于民事登记婚姻,不需要举行任何宗教仪式,本应是为跨宗教的婚姻登记提供便利,但具体操作起来却非常艰难和复杂。原因则在于,跨宗教的婚姻仍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不该鼓励、甚至不可接受的,且在混乱而腐败的行政体系中,基层官员又拥有“一票否决”的权力。

我们的朋友尼基塔和阿维纳什就是一对跨宗教夫妻。阿维出身北部比哈尔邦的印度教家庭,尼基的父母则是来自南部喀拉拉邦的基督教徒。

他们在大学时认识,做了很多年的好朋友,经过了数年与父母漫长的拉锯战,他们在2015年结婚了。他们一共结了三次婚:一场教堂婚礼、一次印度教仪式、还有一次民事登记。本来,他们也应该走《特别婚姻法》的复杂流程,但按照基督教婚姻法的规定,只要夫妻双方有一人为基督徒即可适用,于是他们选择了更简单的后者,由布老师和尼基的表哥作为见证人。

即使他们找了熟悉流程的律师,他们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,“你们父母知道吗?”早在1978年的婚姻法修正案中,印度就废止了需要新娘的监护人同意的规定,但直到现在,若双方父母不在场,很多登记官仍然会以“怀疑私奔”为理由拒绝颁发结婚证。

他们不得已给父母打了电话。然而,登记官还是拒绝发给他们结婚证,坚持要等到他们举行教堂婚礼之后。“他不请自来,我们婚礼结束后才拿到了结婚证。”尼基告诉我。

这仍然比《特别婚姻法》要容易得多。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,《特别婚姻法》中规定了三十天的通知期限,夫妻双方在提交结婚申请后,该信息将在婚姻登记处公示三十天,若期间无人反对,此后才可以进行登记。

由于公示期的存在,地方的登记机构衍生出了各种非法的行为:将结婚通知送达夫妻双方的家庭,派警察上门调查父母是否知情同意,甚至将结婚通知发布在当地报纸上。很多想要悄悄登记结婚的跨宗教夫妻,因此而受到父母的阻挠,甚至遭遇“荣誉谋杀”。近年来,公示信息业经常被极端宗教势力利用,上门警告、攻击想要结婚的跨宗教夫妻。


印度女性抗议跨宗教婚姻限制


即使父母并不反对,在跨宗教的案例中,双方家庭往往会面临繁琐的调查和质问。在很多时候,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往往会被迫皈依另一方的宗教,才能成功拿到一张结婚证。《特殊婚姻法》本该推动社会变革,实际上却持续维护着传统的宗教和等级秩序。

尤其是三十天公示期的规定,已经成为了社会和家庭扼杀跨宗教恋爱的工具。虽然多次在法庭上受到挑战,但具体的权力掌握在基层登记官手里,民间普遍的认知和做法一时之间难以撼动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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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料到不太乐观,我和布老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准备登记。首先要解决的,就是在哪里登记的问题。

按照规定,印度人与外国人登记结婚,需要在印度一方居住地址所属的婚姻登记办公室进行登记,这就牵扯到了“地址证明”。我本来以为,印度没有户籍制度,自由流动应该更容易,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如此,因为基本的教育、医疗并不与身份证件的地址挂钩。但到了涉及行政登记的事项,地址证明还是必不可少,比如选民卡、护照、经公证的租房合同、存折等显示地址的文件。

布老师的父母搬回村里后,他在班加罗尔就没有了固定住址,他搬了很多次家,但登记地址还停在他们家的最后一个房子,目前二姐还住在那里,和小姨一家是邻居。因为暂时不想登记这件事惊动全家人,我们首先要更改他的地址,最具有操作性的就是换护照。

虽然在班加罗尔多姆罗辖区住了快两年,但因为房子是公司租的,合同上并没有我们的名字,换护照的话需要提供其他的地址证明。护照办公室给的建议是,可以用驾照、选民卡或者这个地址的存折来证明。我们想着银行办事应该相对高效,就到了家附近的银行。没想到,等待我们的居然是同样的答案。

“需要选民卡、护照或者驾照来证明你的居住地址。”银行的工作人员说。不用想了,去换驾照和选民卡也需要其他的政府文件来证明,我们就这样卡在了这个死循环里,总得找一环来突破。工作人员看我们迟迟不走,布老师又解释说,换存折就是为了换护照,她才又蹦出一句,“那液化气账单或者电话账单地址也可以。”

在印度,政府以补贴价出售的液化气是实名制的,所以液化气账单也可以作为地址证明。但我们的煤气也是公司买的,只能去改电话账单地址。


班加罗尔的交通


“需要选民卡、护照、驾照或者存折地址。”在家附近电信运营商沃达丰的营业点,我们再次听到了这句话。一早上跑了三个地方,布老师火了,冲着那个穿着黑色Polo衫的年轻男生大声质问,到底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?那个男生一脸无奈,神秘地压低声音,用卡纳达语跟布老师低语了几句,布老师点了点头,就招呼我走出了门。

回到家我才知道,他给出的妙招居然是,“先生,你自己去把我们的账单地址PS修改一下,打印出来就可以了。以前也有客人这样干过。”我很想拍手叫绝。这样连环套的死结居然最终以这样出人意料的方式破解,也许是只有在印度才会发生的事吧。

在班加罗尔这样的大都市,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,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到一年就得搬一次家,但政府的行政系统的运转却还像停留在上个世纪,把不少人困在这样的文件连环套里。这位善良的沃达丰小哥,想必也一定对这样的痛苦感同身受。

改好账单后,第二天我们把它拿到了银行,三天后拿到了新的存折。又等了十来天,有警察上门来为护照确认地址,他磨磨唧唧地问了半天,在临走前暗示“给点什么”,布老师搬出了媒体记者的身份,他便笑嘻嘻地离开了。几天后,我们终于拿到了写着新地址的护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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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我们的小区走路十分钟,就有一个婚姻登记办公室。拿到护照后,我们就准备先去登记处咨询所需要的文件和程序。外国人的婚姻登记具体需要哪些文件,有哪些具体要求,并没有统一的细则规定,因此各地登记处的要求都可能不一样,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登记官本人的自由裁量。

我提前向在印度登记结婚的中国人咨询,得到的答案含混不清又五花八门,唯一确定的只有一句话,“你只有去了你家附近的那个登记办公室才会知道。”

登记办公室的全称是“卡纳塔克邦政府分登记官办公室与婚姻办公室,英迪拉纳加尔”,也就是说,它除了负责婚姻登记外,也负责土地流转、房产买卖、财产抵押等,几乎涵盖所有的民事财产和人身关系的登记。整个英迪拉纳加尔区的二十多万居民,都属于它的管辖范围。

办公室在一栋鹅黄色的二层小楼里,外墙上的漆已经掉色了,斑斑勃勃。入口处有一张桌子,上面摆放着几沓花花绿绿的登记表。“办什么事?”桌子后有个人问我们。得到回答后,他撕下了一张淡绿色的婚姻登记申请表给我们,并说,“100卢比。”他又问了布老师几句话,布老师摇了摇头。

我觉得奇怪,桌子上并没有任何明显标识,那个人也没有穿制服。他到底是什么人?“他相当于政府办公室的‘中介’,并不是政府工作人员,但有些地方办事一定得通过他们,不然你就不知道得等到何时。”布老师告诉我,“他刚才就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。”他还说,申请表也本应该是在办公室里免费领的,但工作人员和中介合谋,共享所收取的“服务费”。


登记办公室外的“疏通者”


虽然对印度行政系统的腐败早有耳闻,但我还是很诧异,腐败居然以如此“正大光明”的方式存在。印度的政治学者拉姆·雷迪和哈戈帕尔将这些人称为“疏通者”,他们对印度农村的研究认为,因为行政系统的复杂笨重,普通人难以获得政府服务,而这些“疏通者”则弥合了行政系统和普通人之间的缝隙,成为了行政官员和大众都默认的存在,他们“兜售”信息和服务,收取一定的费用并与官员共享。

而在城市里,它则变成了一个“尊享服务”。“你要么花钱找中介,省时省心,要么就被不同的部门踢皮球,自己奔走个十天半个月。”布老师说。

走进院子,里面站着不少穿着衬衫的男性,向我们打招呼。二层的小楼里有大大小小二十多间房,我们在五花八门的招牌中努力辨认了好久,才找到登记办公室的入口。它藏在一口最深处的角落里,周围被其他各种各样的小门脸包围,有打印店、照相馆,还有的写着“咨询”或“代理”。那些身着衬衫的人,便是这些店的店主。他们也同样是“疏通者”。

我们径直走向了办公室。门口围了一圈人,门框两边拉起了一根摇摇欲坠的塑料绳,保安示意我们等。每隔几分钟就随意点两三个人进去,大概过了半小时,终于轮到了我们。

进了门,其他几个档口都熙熙攘攘,婚姻登记处则没什么人。我们走了进去,房顶的吊扇不情愿地缓慢转动,昏黄的阳光下灰尘在翩翩起舞,几张桌子上都堆满了高耸的文件,很难看清是不是有人坐在背后。目之所及,办公室里有四五个人,有人在说话,有人看着电脑,没人看我们一眼。布老师上前询问,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不情愿的回过头来瞟了我们一眼,让我们等。过了十几分钟,他才问我们要干嘛。听到我们要登记结婚,他冲我扬了扬下巴,布老师说,“她是中国人。”

“中国人。”他重复了一遍,这时,办公室里其他人也朝我们看过来。他问布老师要证件,接到护照后他盯着看了一会,说,“这个地址不归我们这儿管。”

“那归哪里管?”布老师问他。他又让我们在一边等。

又过了大概十几分钟,他搬出了一部厚厚的、沾满了灰尘的登记册,指着其中一页说,“在怀特菲尔德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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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特菲尔德是班加罗尔东边的新区,英殖民地时期有大量的英印混血人住在那里,后来班加罗尔政府将它发展成了科技高新区,很多世界级的大公司都坐落该区。它和我们的小区之间,由自西向东横穿半个班加罗尔城区的老机场路相连。至于我们的小区地址为什么会属于十多公里外的怀特菲尔德区管,我们无从得知。

走出登记办公室,布老师垂头丧气的。他说,“怀特菲尔德全是大公司和高级公寓,去那边的登记办公室办事只会更困难,不花钱肯定搞不定。”更何况,一想到不知道要在班加罗尔拥挤的老机场路跑多少个来回,我们更沮丧了。

在朋友的建议之下,我们决定找律师帮忙。其实在登记办公室附近,也有不少中介以律师身份出现,提供“疏通”服务。我和布老师商量后,决定在正规律所找个熟悉移民事务的律师,帮我们处理一些程序和文件上的问题。

咨询过律师后的第二周,我们收到了他的答复邮件,我作为外国人一方,需要提供的文件有:护照,签证,出生证明,在中国和印度的地址证明,单身证明,以及来自中国大使馆的无异议信。

除了护照和签证,其他的材料都不简单。我们的气泄了一半。

我试探性地打听了一下,办理出生证明公证需要父母的结婚证;单身证明可以办,但民政局的人说只有父母去办才可以,就算我写委托书,也不能由其他人代办。“他们说,上次有对小年轻自己偷偷跑去登记,后来父母找到民政局大闹了一场。”朋友告诉我。我又想到了印度《特别婚姻法》的三十天公示期。

地址证明的难度不用说,我们已经走过一遭。无论如何,这三种文件只能说很不容易,但仍然有可能。大使馆的无异议信,则是那最后一根稻草。

“使馆不提供此类文件。”在我尝试咨询使馆好几天后,终于收到了答复。确实,地址证明和无异议信是印度行政系统中特有的,中国使馆办理的公证和认证中并不包含这些。我们又回去问律师,他还是强调说缺一不可。我们另外一半的气也泄了。

既然此路不通,我们只好放弃了。相对而言,在中国登记结婚要简单得多,只需要提供外籍配偶的单身证明,我们打算提前准备,等能回国时再去登记。当时印度的新冠疫情明显好转,根据国内的规定,单身证明在办理后六个月都算有效。

我认识的中印夫妻大多是在国内登记,但我咨询怎么办单身证明时,又再次得到了五花八门的答案。有的是找律师公证然后政府部门盖章,有的是找登记办公室,还有人找的村委会也可以,但相同的是,至少要经过三四道程序、几个月时间才可以。

布老师找朋友打听了一下,跑了好几趟原常住地址所在的登记办公室,回来跟我说,登记官告诉他从未办理过此类文件,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
卡纳塔克邦议会大楼的甘地像


折腾了大半年,我们还是一无所获。我生气又委屈,甚至有点萌生退意。回想起我们之前换护照和在登记办公室的经历,再看着布老师挖空心思寻找解决办法,却被一直被层层推诿,深深怀疑起我们所经受的这些愤怒和委屈,到底为什么?真的有意义吗?

但布老师不想放弃,他妥协了,决定找人“疏通”。布老师的一个儿时伙伴和登记官相熟,在他介绍后,登记官才勉强同意“破例”办理,他派人到布老师的姐姐家里调查,那天他妈妈也在。“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有结婚?”对方一直不停追问着这样的问题,苏甘蒂阿姨不想回答,躲进了厨房。布老师告诉我,“我妈妈觉得很难过,觉得这是对她作为父母的一种羞辱。”

问完问题,调查员还是迟迟不走,不停暗示“给点好处”,最后磨蹭了半个多小时才离开。又过了大半个月,单身证明总算是办好了。

但那时,我的签证到期了。我回国后,德尔塔变种席卷印度,引发了海啸般的新冠感染高峰。眼看通关遥遥无期,布老师的单身证明也过期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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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年之后,我们决定在斯里兰卡见面。我们之前考虑过很多个在第三国登记的选择,但当时,东南亚国家基本上都还没有对印度旅客开放。

作为一个小岛国,旅游业对斯里兰卡至关重要,占了它国内生产总值的12%左右,从2020年下半年起,斯里兰卡就逐渐打开国门欢迎旅客。印度也是斯里兰卡国际游客的最大来源地,从科伦坡到印度南部的主要城市,都只需一个小时左右。

和一些蜜月目的地一样,斯里兰卡的法律也允许外国游客登记结婚。这次,我想办法办到了未婚证明公证,我们打算到科伦坡试试看。

被困于中印两国的未婚情侣,只能选择在尼泊尔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地方见面。听说我到了斯里兰卡,一个在微信群里认识的姑娘找我打听,她也在计划过来。“其实我感觉,这样无限期的异地恋,努力见面也就是为了确定,对方是不是和自己一样坚定。”我跟她说,也是说给自己听。分隔两地半年后,我对于结婚这件事好像又明确了一点。

我在科伦坡的郊区纳瓦拉租了一间房子。房东是爱彼迎上广受好评的“超赞房东”,我们到的时候,科伦坡因为新冠病例的激增还在宵禁中,我是他几个月来的第一个房客。他的家在一条幽静的小路尽头,一共有三层,一楼有两间客房用来出租,他们一家人住在楼上。后院是房东精心打理的小花园,长着两颗高高的椰子树,一排竹子,还有几颗果树,旁边有一个小湖。一到清晨,总有几只漂亮的热带的鸟儿到访,粉色的睡莲在湖面绽放,轻盈的水鸟在荷叶上垫着脚奔跑。


房东家的小花园


房东阿努拉达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和善中年人,他在斯里兰卡的国营电视台工作,妻子希玛莉在一所阿育吠陀学院做老师,还在家里开了一间阿育吠陀小诊所。阿育吠陀是一种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医学,在整个南亚地区都很有影响力。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读中学,希玛莉的父母也一起住在楼上。

巧的是,希玛莉的父亲有很多中国朋友,他们一家人去过好几次中国,希玛莉还在印度的瓦拉纳西留过学,一见面,我们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

住了两三个月,我和房东一家已经很熟悉了。一天在花园聊天时,我跟阿努拉达说了我们想在斯里兰卡登记结婚的打算,问他能不能改天陪我去趟婚姻登记处,咨询一下。他欣然答应了。

但过了几天,我们还没来得及去,希玛莉的妈妈去世了。葬礼结束之后,阿努拉达又回到了花园忙活,我和他打了声招呼,没想到,他给我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。“我们那天去为我的岳母办理死亡登记,发现登记官是我妻子同事的丈夫。”他告诉我,对方说可以为我们办理结婚登记,只要我们都在斯里兰卡待十天以上就可以。

圣诞假期,布老师又从班加罗尔飞到了科伦坡。阿努拉达和登记官提前约了时间,1月5号一大早过去。他那天还有另外一个婚礼仪式要参加,答应帮我们提前办理。

那天早上,我挑了一件白色的裙子,布老师穿了一件蓝色的亚麻衬衫,带上前一天在超市买的一捧花,就出发了。阿努拉达开车带我们去登记处,他和希玛莉将作为我们的证婚人。十多分钟后,车停在了一条熙熙攘攘的小街上,在一个蔬菜摊和一个文具店之间的小门上,挂着一个小小的牌子,上面写着“拉吉加里亚区登记办公室”。在斯里兰卡,出生、死亡、结婚等民事登记也由同一个部门管理,每个片区的登记官,都把办公室设置在自己的家里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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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小门进去,穿过狭长昏暗的过道,登记官的办公室就藏在满院子花花草草的深处,门上挂了一幅小小的斯里兰卡国旗。

登记官穿着蓝色的衬衫,看上去五六十岁的样子,他对我们点了点头,表情都藏在了口罩和厚厚的镜片背后。办公室不大,一张沙发、几把椅子和一张办公桌摆的满满当当,我们四个人进去后显得局促。我和布老师坐在了一旁的沙发上,阿努拉达和希玛莉则坐在了登记官对面,和他用僧伽罗语聊了起来。

我和布老师这才明白,原来登记官不说英语。他什么都没对我们说,直接拿出一本厚厚的登记册,每一份一式三联,表格是僧伽罗和英文双语。我们把护照递给登记官,他甚至没看其他的文件,就开始填起了表格,间或通过希玛莉向我们确认一些信息。

“父亲姓名?”他问道。斯里兰卡和很多英国前殖民地一样,很多文件上都需要写上父亲的信息。在印度时,我和尼基曾经对此颇为不满,她在银行申请贷款时,资料上一定要填写父亲的姓名,在得知她已婚后,对方又要求她写上丈夫的名字。“我都三十多岁了,这个国家还是不把我当做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!”她对我抱怨道。我在印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但都是无关紧要的场合,我总是把它空着,作为一种无声的抗议。

而此刻,我有些犹豫。斗争了几秒钟后,我还是给出了答案。没想到,我们双方的家庭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了我们的结婚登记现场。


在婚姻登记表上签字


登记官填完了表格后,叫我和布老师过去签字。登记表是他用僧伽罗语手写的,我们俩一个字也看不懂,只在签名处写下了自己的名字,阿努拉达和希玛莉也作为见证人签了字。我们俩站在登记官的对面,进行最后一个宣示的环节。希玛莉站在中间向我们翻译,“从此刻起,你们已依据斯里兰卡的婚姻法结为夫妻。”而后一句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,“之后如果对婚姻有任何异议,只能通过法庭解决。

登记官将登记表其中的一联递给我,这就是我们的结婚证了。剩下的一联保存在他那里,一联送去地区秘书处存档。就这样,我们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一家人。我们在印度费尽心思都徒劳无果的事,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半个小时就完成了。

我看着手里那张略微发黄、用两种颜色的笔、三种文字填写的表格,不可思议又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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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的几天里,我们在科伦坡办完了结婚证的翻译和外交部认证,又把它送去了中国和印度使馆做领事认证。只有完成了这一步,我们的婚姻关系才会在中国和印度两国得到认可。经过十来天的等待,我们拿到了中国大使馆的认证,但印度那边交上去之后却一直没有回音。

在打了无数个电话之后,我们终于联系到了负责认证的领事本人。他提出让布老师去使馆见他。不出所料,他事无巨细地询问了我们为什么要来斯里兰卡结婚,我们如何相识,以后又有什么打算,随后表示,他会“帮我们”把事情办妥。

我听了之后觉得讽刺。“这明明是合理合法的事情,有什么好‘帮’的?”我生气地脱口而出,如果不是他之前一直拖着我们,而是按照公开的流程和时限办理,我们早就拿到认证了。但我们每次打电话询问,听到的都只有他助理的那一句,“你的妻子是中国人,我们要好好审查。”等到见面时,他又好像对我们的经历很感兴趣,其实我们完全没有义务回答这些问题,领事需要认证的并不是结婚证的内容和婚姻的合法性,仅仅是斯里兰卡外交部官员的那个签名而已。

在我看来,他和我们在印度遇到的登记官也没什么不一样,我们所经受过的挫折和绝望一点也不重要,重要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国籍身份,在于“你妻子是中国人”这个简单事实。

但奇怪的是,好像在这一年多的波折中,我们真的越来越像一家人了。我们用尽了全力在风浪中握紧彼此,在沮丧中互相安慰,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。不知不觉,那些来自其他人的恶意揣测和阻挠,在我看来都像是一个笑话,我不再感觉有向任何人“自证清白”的需要。

等印度使馆通知我们去拿认证件的时候,布老师已经回到了班加罗尔,于是我去了领事的办公室。在交给我文件之前,他又问了我一个问题,“你觉得,你们的婚姻能长久吗?”

我没有立即回答。“我的意思是,当然希望如此,但现在……”他的话就停在了这里。

“我也是这么希望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来斯里兰卡登记结婚,你说对吧?”我对他说。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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